转载：重启改革，避免革命 [复制链接]

潘太史按：本人对李老的主张基本同意，但不同点在于，潘太史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重启改革，而是彻底否定改革，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革命！

                                重启改革，避免革命

                        ——在“重启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延明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初步解决了很多旧的问题，如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生产调节方式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等等。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提高，公民的自由也比毛泽东时代有了较大增加。同时，又产生和积累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加剧问题、经济过热问题、社会失信问题等等。

因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不是由选民通过大选决定的，而是由官僚特权阶级在自己封闭的小圈子里暗箱操作、自我决定的，其命运不由选民决定，完全不受选民制约，所以，国家财产如何处置，如何使用，自然也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结果，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就被党政机关自己占有和消费掉了。据有的学者测算，2009年政府行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43.8%，现在则高达 70%[1]，远远高于各资本主义国家[2]。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陆中国人养着世界上最贵的政府。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中国的官、民比例目前达到了1:28（一说1:15），位居世界第一。豪华办公楼遍布全国。2007年，仅是公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考察三项，公务员们就挥霍了 9000亿人民币，是当年国家卫生事业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当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收入已经增长了985倍，而公民收入却只增长了19倍。从1983年到2005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3]。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位居世界倒数第一。

当前，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据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1998年就已经超出0.4的警戒线，达到0.403，2006年达到0.496，有人推算当前已经超过0.5。被“毛左派”骂为“资本主义罪恶世界”的美国是0.408（1997年），英国是0.361（1991年），法国是0.327（1995年），德国是0.3（1994年），日本是0.249（1993年）。他们的基尼系数都低于共产党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因下岗失业、征地拆迁等引发的利益冲突连绵不绝，过去10年间“群体事件”以几何级数增长，每年达到数万起[4]。政府本应站在超脱的立场上公正处理。然而，各地政府对利益受损者的诉求却普遍采取敌视态度和压制方针。结果，官民矛盾不断发展，许多劳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官民矛盾。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官僚特权阶级对平民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利权一味压制，无情打击。以侵占国家财产和买官卖官为核心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现在，人民群众对于极权制度越来越难以忍受，对于一党专政已经越来越不满。官僚特权阶级与平民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平民阶级对官僚特权阶级的仇恨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虽然还算风平浪静，但热带风暴的基本条件已经形成。

现在，为了保住特权，同时又使自己的统治能够被国民接受，当局采取了搁置民主、强调民生的做法，在经济建设、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努力做好事。但同时，继续用违法的方式，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利权，对于威胁一党专政的所有苗头，都给予无情的镇压。这些年，维稳经费[5]不断增长。2009年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亿元[6]。到了2010年，维稳财政达到 5486亿元。2011年，达到6244亿元。

改革进行到政治体制面前，实际上已经停顿。在官僚特权阶级的私利面前，改革已经进行不下去。然而，在日益尖锐和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不改革，却有可能引起革命。官僚特权阶级如果对于公民的诉求一味压制，迟早会把人民群众逼向革命。瓮安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已经显示了这样的前景。

改革是当局主动采取的行为，因而是当局可以控制的渐进的行为。而革命就不同了，只要爆发，就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辛亥革命时中国就差一点分裂。今天的中国，如果爆发革命，很可能进一步分裂[7]，不但台湾不保，而且西藏、新疆、内蒙古也可能保不住。

面对当前矛盾，当局有两种选择：如果以共产党[8]的统治地位为最高目标，那么就以“稳定压倒一切”，继续剥夺全体公民的主权即选择和决定执政者的权力；如果以全国人民的福祉为最高目标，那么，就要深化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选择不同，结果就会不同。

既然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家，既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既然我国公民有当家作主的意愿，而不是没有这种意愿，那么就应该通过大选来决定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由全体公民来决定由谁执政，把以黑社会方式建立和运作的政权变成由选民授权和监督的政权，在落实宪法承诺的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基础或前奏，首先应让宪法已经载明的东西变成现实，让主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利权自行实现，无须公仆即政府批准，更无须由少部分公民组成的某一政党批准；同时，让对公仆的选举通过竞选完成，使选举由假变真。

重启改革，是为了避免革命，从而避免中国的进一步分裂。

是通过改革使问题解决，还权于民，还是拒绝改革，对于公民群众的诉求采取镇压方针；是吃敬酒，还是吃罚酒；是要改革，还是要革命；两条道路已经摆在当局面前。清末出现的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情景当前已经重新出现。只有重启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2011年11月29日


[1]  据黑龙江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陈永昌的测算。

[2] 10年前，当中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是25.7%（2000年）时，德国是2.7%（1998年）、英国是4.2%（1999年）、韩国是5.1%（1997年）、印度是6.3%（2000年）、加拿大是7.1%（2000年）、俄罗斯是7.6%（2000年）、美国是9.9%（2000年）。

[3] 杨光斌：《社会权利是大多数国人的优先选择》，载2011年11月10日《社会科学报》。


[4] 同上。孙立平在《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2011年5月3日《经济观察报》）一文中，引用了官方的《社会蓝皮书》和《了望东方周刊》的数字，即，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到2003年，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 2006年到2010年，由9万起增加到18万起。



[5] 主要是用于镇压民众的经费。


[6]  见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


[7] 斯大林已经把外蒙古分割出去，台湾还存在与中央政府对立的政权，故尔中国的分裂是进一步分裂。


[8] 毛左派认为这个党已经背叛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已经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党，而不是原来那个共产党。此中是非，我们置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