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有之乡左翼转向的讨论 [复制链接]

                        

论左派转向

赵 磊 6月24日

一、民间左派的呼声

2012年，中国的民间左派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由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

过去30年来，“文化批判”原本一直是体制内左派的国家课题，是学院派左翼教授的专业游戏。有意思的是，山城事件后，体制外的民间左派也开始加入“文化批判”的大合唱。于是，我们听见了“转向”的呼声：

——民间左派，应该继续以主要精力进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要远离上层的政治斗争。

——重庆是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个人。你们不去关心十三亿人的大是大非，却斤斤计较于个人荣辱进退。请左翼不要再谈重庆！

——无穷无尽的各种内斗已经不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道义问题，是道义落后于历史使命的结果。

——中国政治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道义力量往往具有异乎寻常的决定性作用。

——特别是在当今中国道德资源崩溃的条件下，道义力量将是决定中国各个政治力量之间胜负成败的最重要因素。

——其实，中国人根本没有必要执着于概念，欧、美、日早已经在事实上进化为社会主义国家了，他们初步为自己的国民提供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他们使用的恰恰是第二种方法（赵按：即“公共财政转移支付”）。

——左翼以全新的方式复活了。他们不再强调共产主义，他们不再重申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他们甚至不用共产党这个称谓了。但是，他们真的回来了。

——再说一遍，加税和加息。这和重庆没有任何关系；这和文革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和政改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管理层份内的简单工作。

——你热爱中国吗？你热爱人民吗？爱就四个字：加税加息！你加税加息了，你就是左翼的领袖。你是左翼的领袖，你就是人民的领袖。因为，十三亿人都会爱你，永远地爱你！

——请牢牢记住：左翼不需要领袖；左翼不需要理论；左翼不需要组织。非此，左翼将不再是左翼。谁非要搞小动作，那他就一定不属于左翼！

听到了吧：“文化领导权”，“远离政治”，“道义”，“爱”，“没有必要执着”，这是多么地超然，多么地高远；

看见了吧：“不再强调”，“不再重申”，神马也“不需要”，这是何等地洒脱，何等地淡定。

至于“和某某没有任何关系”的“加税和加息”，以及“十三亿人都会爱你，永远地爱你”，与其说这是来自左派的“激进批判”，不如说这是无党派人士的“建言献策”（否则，这样的批判怎么可能“正式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22期”上呢）。

二、惊人相似的历史

历史真的是一面镜子。当听到昔日激进如愤青的左派高呼“不要再谈”的时候，我仿佛又看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斗士们的热血沸腾。无独有偶，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左派也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向：由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由经典马克思主义，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个被中国学界简称为“西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响当当的名字：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施密特……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中西欧革命却遭到了失败。西马的领军人物卢卡奇、柯尔施等人认为，左派都被经济决定论给忽悠了，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在中西欧是行不通滴。一言以蔽之：革命失败原因，不在于政治和经济，而在于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丧失；左派未来的希望，不在于政治经济学，而在于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

为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西马把马克思主义“转型”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其中有很多学者，在学术进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碳足迹。比如，德国哲学家赖希、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加入了这次转向，认为性冲动象饥饿、口渴和劳动一样,是人类的物质需要之一；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梅洛-庞蒂以“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加入了这次转向，以至于他们的存在主义哲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吸引了大批中国学子的追捧。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近一个世纪以来，西马几乎成了追赶时尚的青年心中的“绝对真理”。可是很遗憾，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即使文化批判的转向成就了很多左派个人的学术辉煌，它也是一次失败的转向。转向后的西马实在是乏善可陈，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直到占领华尔街运动风云际会的今天，执着于文化批判的西马左派们都没有搞明白：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了？

文化批判总是以很尖锐、很激进的面貌出现，但是它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杀伤力。何以如此？与冷静的政治经济批判相比，文化批判对资本世界的解读始终停留在表层，而达不到本质和根源的深度。不论文化批判有多么愤怒，它都只是在批判结果，而不是在批判原因。因此，文化批判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保守的；与其说是对资本世界的挑战，不如说是对普世价值的另类辩护而已。

谁说历史不会重复？把中西方左派的这两次“转向”联系起来，我不得不惊叹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与其说是左派在策略上的自我调整，不如说是左派在目标上的自我否定；与其说是左派力量的一次收缩，不如说是左派阵营的一次逃亡。

三、天下英雄尽入毂中

西马经历过的这种转向，于今正在中国重演。这种转向的基本背景，我以为恰恰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政治经济。我在《左派的困境与迷茫》中，曾经刻画过这样的基本背景——为了和谐起见，我就不再重复这个背景了。由此引申出的困境在于：是改变经济基础，还是改变上层建筑？面对这个困境，曾经很激进的左派幡然悔悟：既然经济基础改变不了，那就改变上层建筑吧！

可是，改良主义的失败给左派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不仅经济基础改变不了，上层建筑中的硬件同样也改变不了。怎么办？泄了气的左派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上层建筑的软件上——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先，中国的左派在后；体制内的左派在前，民间的左派跟进。从经济政治批判转向意识形态，玩玩文化批判，就成为失望的左派的宿命。

中国的民间左派转向成为文化的左派，这种转向的成功，不仅标志着作为个人，左派终于完成了“转方式，调结构”的艰巨任务，而且也标志着失望的左派对现实政治经济关系的默认与接受，也就是说，终于被现存资本关系同构了。难怪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说：“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

文化批判，风花雪夜。哪怕是水泊梁山的好汉，只要不再谈政治经济学，资本就会善待你，多元化的价值谱系中就会有你的一席之地。对于点缀资本世界的多元化来说，文化批判即使不是“必须的”，也是“这个可以有”的。

问题是，转向文化批判的中国左派，能比他们的前辈——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有出息吗？

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