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角：革命种子 [复制链接]

革命种子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张角

        在我国古代，农民与地主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冲突，如果从经济斗争的角度看，这叫租佃冲突。从占地，年限，租率分成，歉收时的处置办法，地主家族内部的继承，以及由此而造成需要政府司法予以介入的种种明争暗斗。这些冲突此起彼伏。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历史的话，历史上成规模的阶级斗争的起因，往往并不是这类冲突。由于考虑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绳索之一“夫权”，所以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在举例时，将尽可能多地举一些我国古代阶级斗争的女性角色来佐证我们的观点。

        西汉末年王莽搞修正主义，搞一些花里胡哨的改革，结果导致民怨沸腾。山东日照有个单身母亲吕母，和儿子相依为命。儿子长大也很争气在公安局里做事。县长派她儿子去缉拿那些不交税的老百姓，她儿子抗命，结果被县长杀死。吕母的家境是不错的，为了复仇，就把家产拿出来，开酒馆，买刀剑，救济贫苦百姓。有些青年来买酒，手头没钱，吕母便经常赊给他们，如果有困难，吕母就借衣服、粮食给他们。

        没有几年吕母的家产用尽了。受惠的贫苦百姓，凑起钱财衣物要偿还吕母。吕母不收，哭诉说：“多次救助你们，并非为了求利发财。只为县长不公道，枉杀我儿性命。我想报仇雪恨！诸位壮士，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吗？”本来就被修正主义残暴统治所激怒的农民一致答应，坚决跟官府拼个死活，为她的儿子报仇雪恨。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吕母很快拉起一支起义队伍，神出鬼没地打击官兵，抗捐抗税。敌人来了，他们就避入海岛，敌人走了，他们就四处招兵，扩大实力。吕母的队伍后来成为赤眉革命军的一支劲旅。

        吕母例子是个很明显的政治斗争的例子。其矛头主要是对准了官府，而并非出自租佃关系。同时期在山东德州还有个奇女子迟昭平，赌艺精湛，很有群众基础，也拉了一支队伍，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开仓赈粮，声威大震。

        唐高宗时期（653年），浙东一带遭遇了洪灾，官府不开仓赈粮，反而加重赋税，陈硕贞打开了一家地主的粮仓救济百姓。地主当然不满意私有财产被侵犯，告到官府，而官府为了严肃法治，当然就把陈硕贞抓了起来，严加拷打。老百姓夜里劫狱把陈硕贞救了出来，大家一起逃到了覆船山，此山乃是三县交界之处。在山上养伤期间，陈硕贞把道教改造为革命信仰，一传十，十传百，队伍越拉越大，最后宣布起义。陈硕贞称“文佳皇帝”，她比武则天早当皇帝，所以她才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

        有些人声称我国农民起义有皇权思想，所以任意贬低我国古代的人民革命。我们认为农民起义的称帝和封建王朝的称帝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的。我们恰恰认为“称帝”才是革命彻底的表现，因为这体现了我们古代农民起义很早就具备了“人民专政”的思想萌芽。由于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以就不加以展开了。

        金朝末年，蒙古兵攻势甚猛，金军招架不住，被迫迁都，由于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被统治阶级也不能忍受被统治，各路豪杰纷纷举起反抗义旗。山东人李全本是农家子弟做点小生意，但是因为社会治安太差，做生意血本无归。李全的母亲和大哥都被杀害，为了复仇，他和二哥开始了武装反抗，加入了杨安儿的红袄军。后来杨安儿牺牲，李全和杨的妹妹杨妙真结为夫妻。这个杨妙真武艺超群，善使梨花枪，连几百年后的戚继光都对她佩服得不得了。她和李全的武装后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李全、杨妙真起义说明了好几个问题：经济只是一个很小的诱因，还有各种国仇家恨都可以成为革命的种子，归根到底是一种政治斗争。同时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百试不爽的真理。

        朱元璋靠明教夺取了天下，但这个人不许他人革命，他上台后马上禁绝了各种民间的宗教。待到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朱棣要从自己侄子手里夺权，发动靖难之役，山东成了主要战场。朱棣要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大修宫殿。为了供养官员及军队，又组织南粮北调，修浚运河，大量征调民夫，山东人民首当其冲，加之连续发生水旱灾害。 “徭役不休，征敛不息”，广大人民陷入绝境。唐赛儿的父亲被抓，送去服劳役，她和丈夫林三冲进官府讨粮，林三被杀害。她父亲悲愤而死，母亲也重病身亡。她忍无可忍，率众起义。

        山东青州，滨州人民到现在还纪念唐赛儿，她用白莲教来组织人民，人民称她为“佛母”。她的起义一度声势很大，即便后来暂时挫折，官府也始终没有捉到她，我们相信她隐匿在民间，是人民保护了她。这个例子还说明统治阶级的内斗，会加剧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利于革命之爆发。

        白莲教散布的革命种子代代相传，唐赛儿之后三百多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年间，又出了女英雄王聪儿。由于土地流转，农民无法谋生，她早年和母亲颠沛流离，走南闯北，舞枪弄棒靠表演杂技谋生。后来加入了白莲教的一个地方支部。大贪官和珅当道，底下个个都是贪官污吏。白莲教的声势惊动了乾隆。乾隆要求查办“教众”，底下的贪官突然发觉这是个敛财机会，于是就在湖北一带挨家挨户查，不管是不是“教众”，不给钱就抓，给钱就没事儿。入教的，没入教的都被搞得家破人亡。于是白莲教索性就用“官逼民反”作为口号来发动群众。王聪儿的丈夫是白莲教地方支部的领导人，起义前夕和其他一百多个同志被捕杀害。王聪儿就被推举为首领。1796年起义爆发，四川与湖北的革命军加起来有十五万人左右。

        王聪儿的例子说明，像白莲教这样的革命信仰，并不会因为朱元璋这样的人搞点修正，乃至于官方的强力弹压而遭到禁绝。当朱元璋还是一个革命者的时候，他的革命军是有活力的，是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而一旦他把屠刀对准人民，或者让儒家做些合法性论证，甚至于把明教“供”起来（指“明”可以是国号，但以后不准人民信仰明教），这点伎俩在人民面前完全无用。明教没有了，还可以有白莲教；白莲教没有了，还可以有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没有了，还可以有同盟会；同盟会没有了，还可以有共产党；共产党没有了，还可以有……从唐赛儿到王聪儿，白莲教从来没有禁绝过，明朝都灭亡了，白莲教还在。到底是封建王朝长寿呀？还是革命信仰长寿呢？

        毛主席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我国人民几千年来都是这么办的。各路的孙悟空都会起来，杨硕真，唐赛儿，王聪儿个个都是这样的孙猴子，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人民一起来，反动派摧枯拉朽般很快完蛋。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