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与文革传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造反派建立巴黎公社式政权资料汇编
【编者的话：无产阶级革命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上，马克思给出清晰明确的答案，就是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马克思说：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这种政权形式，是国家的对立物，也是集中化行政权力对立物。公社是无产阶级消灭阶级差异、实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与之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政权，如果保留了国家这种政权形式，也就保留了剥削阶级维持阶级存在以及巩固剥削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下，无法消灭阶级及阶级差异，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建立了国家政权，从而建立了官僚者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
那么，公社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到底在哪些方面与国家对立，与集中化行政权力对立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简单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废除国家特有的常备军代之以武装起来的人民。国家常备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工具，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建立一种与以往任何国家武装完全不同的武装，这种武装形式必须体现每个生产者都是社会主人的原则，必须消除过去国家形式下军队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社会生产者对立物的属性，因此，这种武装形式只能是全社会广大生产者自觉组织起来的武装，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巴黎公社武装。社会生产者自觉组织起来的武装与国家常备军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武装形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公社与国家的对立的重要体现。
（2）废除国家特有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吏、议员、警察、法官等，代之以人民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公社委员会及公社委员会的形成办法充分体现了公社是广大无产者自己的政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委员对各区的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可随时撤换公社委员。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是监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委员受群众委托，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完成公社的立法工作。立法完成后公社委员监管行政工作，如果群众对公社委员不满意，可随时撤换他。公社委员这样的产生及撤换办法，保证了公社委员只能是肩负人民群众重托的公仆，绝不可能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主人。公社是由广大生产者由自己掌握社会生活的政治形式，是对国家的否定。
（3）公社委员领取的消费品与普通生产者一样，公社委员除了行使委员职责外，还必须与普通生产者一样，完成社会赋予他的义务劳动。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公社委员与国家官吏本质区别，进一步说明了公社与国家是两者截然对立的政治形式。
（4）公社的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公社的普选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普选制有着本质的差别，两者之间根本差别在于公社是国家的对立物。公社消灭了依附于国家的凌驾于劳动者阶级之上并统治压迫劳动者阶级的官吏，公社选出的公社委员只能是服务于人民的公仆，而非凌驾于社会的主人。公社委员首先是一名普通的生产者，他必须完成社会赋予他的义务劳动，其次他才是一名公社委员，完成公社委员的职责。而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选举，是建立在少数人剥削阶级统治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国家基础上的，建立在等级制国家官吏基础上的，由于国家还在，等级制官僚机器还在，剥削压迫广大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还在，官吏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寄生虫的阶级身份还在。因此，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或总统，只会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因此，公社的普选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普选制的差别，其本质是公社和国家的差别：公社是国家的对立物。
（5）公社政权决不搞等级制。“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今天那些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依然为等级制百般辩解；为组建等级制的所谓“共产党”辩解，为组建等级制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辩解。今天起来革命的无产者们已经看的很清楚了，一个等级制下所谓的“共产党”，就会建立一个等级制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等级制下的“共产党”员就会成为统治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国家官吏，这个国家是更为凶恶的与无产阶级为敌的暴力机器。等级制下的国家与每一个生产者都成为社会主人的公社，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形式。公社是对国家的彻底否定。
（6）公社是与中央集权国家对立的地方自治政权，更大规模的联合，则是公社联盟。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需要建立的公社，是一定地域一定人口规模内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地方自治政权，更大规模的联合，则是各无产阶级公社平等而自由的联盟，这种由公社而形成的公社联盟打破了阶级社会中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上海公社不仅可以和周边的苏州公社组成公社联盟，还可以和远在大洋彼岸的西雅图公社组成公社联盟。由无产阶级公社组成的公社联盟，势必消灭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其存在的前提是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绝对控制来实现。因此，只有公社及公社联盟，才能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标。公社以及公社联盟是与集中化行政权力截然对立的政治形式。
59年前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建国17年来国家政权的否定，是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打倒官僚者阶级的革命壮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很多地区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建立的政权，有的成立之初宣言就已经宣布为巴黎式政权，有的地区已经践行巴黎公社。这为今天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必然成为今天每个革命无产者的信念。
欢迎广大网友踊跃提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区造反派建立巴黎公社式政权资料，让今天广大无产者都能亲身感受到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深刻体会建立巴黎公社政权的意义。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现今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政权而奋斗！】
资料一，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原载1967年2月7日《解放日报》）
（编者注：宣言中黑体部分体现了巴黎公社原则）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号角，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胜利的第一炮。
在这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这个伟大号召，好象一声春雷，振奋了全上海，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从此，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在痛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光辉胜利！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大搏斗，大厮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因此，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掌握了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意攻击。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扶植资本主义势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竟狗胆包天，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耍阴谋，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垮台时，他们又开黑会，定黑计，大刮阴风，大布妖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他们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卡住我们的咽喉，切断我们的血管。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象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都是一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人。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历经革命风浪考验的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目睹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眼看毛主席缔造的红上海开始改变颜色，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红色造反者们发扬了天不怕，地不怕，敢同恶鬼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乘革命的大好时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勇敢地挑起革命与生产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迅速扭转了局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奋起砸烂了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一月革命，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铁拳；一月革命，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战鼓；一月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地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新形式；一月革命，开辟了上海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阶段。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大联合，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横扫自己头脑中和自己队伍中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行会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垃圾，加强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的强大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就团结，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我们上海人民公社的全体红色造反者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是我们的终身天职。伟大的“老三篇”，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光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著作，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斗“私”字，大立“公”字，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定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全上海！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的大夺权，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打倒旧市委、旧市人委，挖出一切目前还隐藏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旗帜，坚决打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镇压，同时严防类似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之流的反革命组织，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进行捣乱，袭击革命左派和革命组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旦发现，组织立于取缔，首恶分子及幕后操纵者马上依法严办，决不宽贷。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号召：
全市的革命工人们，要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更好地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进一步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工业生产，搞好交通运输，搞好市场供应，搞好内外交流，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全市的革命农民和革命的农村干部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大力抓好田间管理，保证城市供应，夺取今年夏熟丰收，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最近发出的伟大号召，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同时严守岗位，加强备战，提高革命警惕，时刻准备迎头痛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帮凶的挑衅和进攻，时刻准备无情镇压国内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新的伟大的功勋！
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们，要更认真地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作好准备！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革命干部和工作人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同时要严守岗位，尽职尽责，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全市和外地在沪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要断续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就是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寸权必夺”！在已经夺权的单位，我们要学会巩固权力，使用权力，决不容胜利果实再落入敌人之手；在被右派假夺权或我们夺权后得而复失的单位，就必须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组织阶级力量重新夺权；至于那些仍然被资产阶级代理人所盘踞控制的单位，我们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立即开展夺权斗争，决不容许那些反动家伙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总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时，在夺权斗争指中，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夺权，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那种“见干部就揪，是当权派就打”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论调，必须彻底批判。我们对于旧市委、旧市人委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精神，区别对待。对于他们当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就是要积极支持。对于犯有一般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愿意悔改的，我们就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允许他们改过迁善，将功赎罪，回到以毛主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至于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则必须坚决打倒！
全市的革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坚决地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为实现上述号召而斗争！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革命左派夺权、掌权，为开展全面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加强社会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夺取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一些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向我们发起新的反扑，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决不可以松懈斗志，麻痹大意。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再有几个反复，多次曲折，再打几个大战役，打几次歼灭战。但是我们的决心是下定的了，不管风浪再大，都要挺起胸膛，勇猛前进，迎接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闯过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决不后退半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必将在更猛烈的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让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吓得发抖吧！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战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荡涤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资料二，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二号公告形成过程
范正美著《秋梦追思》节选
第三章 弄潮峰巅 部分章节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和师院的同志们一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即进入社会的第一仗，出师大利，并有所贡献，见到战友们，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同我握手致意，备感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对于开展省里的工作，又觉得脑子一片空白，茫茫然，不知所措，感到寝食不安，自觉有点傻傻乎乎，很不自在。因为自己原来只是个学生，虽然一直当学生干部，当过教员，前一阶段当了造反团头头，从少数派发展到多数派，积累了一些群众工作的经验，但是省里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进门或重大集会，总要我走在最前头，感到很不自在，很别扭。直到红革委机关搬到一0七，还有人因为这一点，对我在背后指指点点，用双关语讥笑我没有官架子，这时就有人出来批评，要他们见我不要嬉皮笑脸，对我放尊重一点。我听到这些话，也感觉很不是滋味。感到遭熏烤、受熬煎。
同我在学院工作相反，我担任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把手期间，因为怕犯错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不搞大篇讲话，自觉地夹起尾巴；工作起来主动性差，不能推出系统性、系列性的工作安排。有的同志还为我捧场，美之曰“大智若愚”，教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们作了这样的分工：我负责运动，刘雪锋负责生产工作，游兴懋负责组织建设；潘复生协助我主持全面工作，汪家道负责支左和社会治安。那个期间的工作是在大家推动之下开展的，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主持总结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当时驻黑龙江省的解放军报社记者，除了姜文品和一位姓郑的记者，从造反派里吸收了师院的董学章参与工作。他们积极推动并帮助我们撰写这个材料。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先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我概括为4条，作为写作大纲：（1）从当地实际出发采取相宜的政策，主要是解放使用潘复生；（2）抓主要矛盾，控制舆论机关和专政机关；（3）依靠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主要是指报社和公安机关：（4）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夺权斗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促进造反派的思想革命化。文稿由任万新和董学章执笔。成稿之后，我又做了个别修改，命名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共总结了四大条：
一、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的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为最后夺权反动的核心堡垒（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省委）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
三、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坚决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量，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四、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这个《经验》，《黑龙江日报》于2月6日刊登，2月9日，新华社转发，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最显著的位置，并在题后特别注明“此文系参加夺权斗争的红色造反者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写成”。
第二件事，完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主持制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告》。2月4日，我主持勤务组扩大会议，提出了这样五条指导思想：彻底革命的精神，大破大立；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必须实行三结合。讨论过程中，大家又做了许多补充，由起草组任万新等人执笔。
《二号通告》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政权的宗旨、组织形式和干部政策。
关于新政权的宗旨，一共写了五条。
第一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使我国永远不改变颜色的根本思想去考虑、去建设。应该是在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更为高级的、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政权。为此，必须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破大立，绝对不允许在旧政权的基础上搞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只有彻底砸烂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拔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遗留下的流毒和余孽。
第二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强化专政机器。通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会被阶级敌人把政权偷偷摸摸地夺回去，就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就会使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是精干、灵便、朴素、实际和五个最（最接近基层，最接近群众，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此，通告说，要彻底摧垮过去那套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不能办事，培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官僚主义化的机构。
第四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三结合。
第五条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任何官衔，不要任何待遇，视条件并报中央批准，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加“补贴制”，取消高薪制。坚决摧毁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殊阶层的一切条件和基础。一切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产生，受革命群众拥护的可以连选连任，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人人都能上能下，把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这五条，既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思想倾向、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人们心目中追求的理想目标。
当时，我要求负责起草的任万新等同志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恩格斯为马克思所著《法兰西内战》而写的导言中的两段话，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其一，“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十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权限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其二，“……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指对国家的，本文作者注）崇拜就更容易生根。……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之下差。”
所以，在讨论这五条的时候，我们几个造反派头头最倡导的是普选和能上能下，潘汪最强调的是供给制，他们认为这是防止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最好办法。因此，他们饶有兴趣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供给制条件下的种种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描述这些故事的激动和兴奋之情，仿佛他们又回到那火热的年代。不过，当时我们所有成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共识，即认为旧政权的选拔任命制是不科学的，必须搞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必须把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监督的最好形式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不论职位高低，必须能上能下，不搞终身制，不能特殊化。
关于新政权的组织结构：
根据上述原则，《通告》规定，省革委暂由17名委员组成，以后再增加一些，设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在17名委员中，由五人组成勤务组，许多重大问题在革委会全体委员未讨论决定之前先由勤务组考虑提出意见。在革委会下，设立三委一办，即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生产委员会，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各委办下设若干职能组。
按照这个方案，革委会的人员编制比原省委、省人委的人员编制，大体上可以缩减四分之三。被缩减的人员，采取两种形式：充实基层和下放劳动。原省委、省人委等一切机构，宣布废除，其工作由各单位接管委员会，逐渐过渡到省革委会来。在讨论这些组织形式时，潘复生显得特别激动，调子最高。三委一办是夺权前一天定下来的。但搞多少人员合适，我们没有把握，是潘复生给我们下的决心。他说：
“人员多了就互相扯皮，搞文山会海，出修正主义。我看，有原来两委的四分之一的人就可以了。”
我说：“问题是原来的人到哪里去？”
潘复生说：“可以搞两条出路，一条是充实基层，一条是下放劳动。”
关于多余干部的出路，后来省委造反团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办五？七干校，那是1968年的事，并不是我搞出来的，梁晓声先生把它说成是我的功劳，那是安错了。
中国的国家机器特别庞大，究其原因，通过我在文革期间的观察，我认为有多方面的成因：一是人口多，事情多；二是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素质低，办事能力差，多数人是照抄照搬照办型；三是革命年头长，有一批老同志需要安置，不安置他们就骂娘；四是原来的山头多，照顾了这个山头，就要照顾那个山头。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每次都有一批新干部上来，有一批老干部下去，还有就是每次机构改革，也是拽新排旧，所以人员越滚越多。人浮于事，就是这样演变起来的。这也留待第十章再说。
关于新政权中的干部政策：
一定的干部政策总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产物，它既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基础，又反过来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按照我们造反派的当时的想法，各级领导人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一般工作人员也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目前这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但要为此过渡积极准备条件。于是，关于干部政策，我们制定了四条，其中心是干部的分配与安置。即一部分干部如何向革委会过渡，大部分如何安置的问题。通告提出，原来的一切干部，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新的考验，由革命群众决定取弃。为此，通告采取了四种类型的不同办法：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留用；犯有一般错误愿意改正或已经改正的，可以留用、调动工作，也可以充实基层；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四类干部，到群众中去锻炼改造。由于年老病残不能继续工作的，负责到底，照顾生活；对一小撮走资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在讨论上述政策时，我记得最深的是，造反派委员特别强调的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加以严肃处理，特别要警惕出尔反尔，两面三刀，对这样的人要加重处理。他们说：这是我们在文革中多次反复中得的教训。我还记得刘雪峰、孙宝生等在发言中举出一些例子时所表现的那种激动的情形，我对此也强调要注意两面派。我说：“对那些检讨要加以分析，最好的检讨是实事求是，有几分错就认几分错，千万不要信人家对天信誓旦旦的检讨，也不要信那些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的检讨，这样的人，十个有九个是两面派。毛主席告诉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注意两面派是要吃亏的。”所以，在发表的《二号通告》中，有两段这样的文字：
“只要是不坚持错误并有了改正表现的党员，要给予悔过的机会，如果是出尔反尔，两面三刀，要加重处理。”
“对那些参加过保皇团体的极少数顽固坚持错误的党员，和在‘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等反动组织中充任骨干的党员要开除党籍。”
第三件事，解决各地夺权斗争中出现的问题。省里夺权，并不等于各级各地各单位都完成了夺权，取得了夺权胜利。在省革委会成立后，在政治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文革组，开始时归勤务组直接领导，负责调查研究、指导各地各级的夺权斗争和深入文革的斗批改。
我们首先抓了哈尔滨市的夺权斗争。为此，省革委从大专院校和工厂造反派中抽出三吴一王一于即吴久荣、吴中波、吴以恒、王平武、于聪敏去参加市里的领导班子。吴久荣，省中医学院学生；吴中波，哈尔滨电机厂技术员；吴以恒，伟建厂技术员；王平武，省体育学院学生；于聪敏，哈医大学生。这些人去哈尔滨前，由我主持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讲明他们去的初衷，说明他们在哪里任职、任什么职由哈尔滨市的革命群众组织——红色造反者哈尔滨市联合总部决定，希望他们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干出成绩来。后来，他们都成为哈尔滨市的革委会的常委，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资料三，二十世纪第一个廉价政府--巴河公社
文革往事（四十一）
作者：蓝天白云
来源：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8670
我在武汉玩了十几天，也就回到黄州。这时的黄州也开始了钢新两派的派性斗争。黄州的地直总部和两个中学（黄高、战校）都是属于所谓的新派的，而县总司和黄师就是所谓的钢派了。武汉的两派在武汉不打，却插手各专县的两派武斗，一些地方的大型武斗背后都有武汉人的影子。黄冈下面各县也是按这个来分成两大派。我记得，黄冈闹的比较凶的是沿江的几个县。如广济、浠水等地。
广济县的民风素来剽悍，好斗。而且自古以来，宗族械斗此起彼伏，解放后也没有完全终止。文革时派性加族姓，更是把广济弄的鸡犬不宁。我父亲是63年，母亲是65年从广济调到黄州的，当时和广济原单位的人还有很多联系，听他们说起来那武斗的场面，骇人听闻。
据广济县史记载，1967年6月开始，广济县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进入大规模武斗阶段。两派群众组织各自组成专业武斗队伍，并从棍棒、钢钎、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武装，迅速发展为自制土炸弹、土枪土炮和土坦克，到抢夺军用物资、调集民兵武装等方式，武装各自的武斗人员。与此同时，两派群众组织开始走“红色武装割据”道路，建立各自的武斗根据地。
1967年7月～1968年8月，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大型武斗事件共26起。这些当地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武斗，每场少则百余人上阵，多由3700余人上阵。双方所持武器，有多种型号的步枪、机枪、大炮、土坦克。
在1967年7月～1968年8月间，两派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武斗事件中，全县共打死252人，打伤千余人。
广济有个朱奇武大塆， 现有村民921户，4235人，除少数上门女婿和投亲靠友者外，全部姓朱，是广济最大的自然村，在全省和全国也不多见。1968年3月9日至18日，就是广济县史上的“九天十夜武斗”，在这里发生了一派武装组织围攻朱奇武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其背后是朱郭两姓的户族械斗，派性斗争和户族纠纷交织在一起，给朱奇武武斗事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当年武斗打响之前，朱奇武村制订了族规，规定“临阵脱逃者杀无赦，投敌者诛全家”。全村人齐上阵，双方杀的天昏地暗。据说，双方参战3700余人，交火战线绵延20余里，动用枪支787支，火炮7门，坦克一辆， “文革”后有关方面调查落实，该武斗事件，计打死37人，打伤57人，烧毁仓库7栋33间，粮食69494斤，烧死耕牛3头，公私财产损失折款12838元；动用国家粮食11万斤，人民币38950元；消耗子弹360198发，手榴弹2228枚，炮弹310发。抢劫国家商店商品折款315000元，粮食25万斤，油脂190斤，布匹3600尺，银行库款20万元，粮票147000斤，油票1328斤。武斗以朱奇武村被攻破而结束。如今朱奇武人还保存有武斗遗址，供人参观，以示警示。
这次武斗如此惨烈，引起了全省各地的震惊，当时黄州人都不敢到广济去。武汉军区特派6090部队到广济”支左”，并由部队首长(正师级)任县革委会主任，采取果断措施．收缴武器，迅速平息了这一武斗事件。
浠水县城的造反派组织浠水革联是和地直总部一伙的，同属于新派。浠水革联的一号头头记得是叫黄凤娇，浠水县妇联主任，很厉害的角色，手下有几个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干部，指挥武斗那是轻车熟路。浠水的武斗主要是县城和巴河镇之间发生的。巴河镇上的巴河一司是由政治狂人王仁舟领头组织的。这两派的武斗比黄州的两派打得厉害，双方都有枪，都有复退军人介入，从浠水县城到巴河之间的广阔田野就是他们的好战场。
王仁舟是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文革时赫赫有名的人物。当年他是全中国闻名，毛都知道的人。作为浠水人或黄冈人，都应该了解这个人。
王仁舟原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1963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据说他污蔑周恩来是中国现代的魏忠贤，还反对刘少奇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乱搞男女关系。对王仁舟，国家是没有正史来描述的，只有野史闲文传说，所以偶有传误在所难免。我写的这些仅供大家欣赏。
王仁舟被开除学籍后，回老家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在家乡农民眼中是个读书的圣人，农民兄弟并没有怎么难为他，在小队的养猪场做点力所能及的劳动，他还是那样爱看书，经常拿本书在猪场边看边照猪。有时性致来了，竟高声吟诵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相信自己总有闪光的一天的。据当地农民传说，王仁舟可以把毛选倒过来背，我们在黄州也听到这种传说，吹的神乎其神，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这个人才高八斗到是真的。
文革开始后，王仁舟先是静观其变，后来觉得有机会了，就揭杆而起，组织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简称巴河一司，自封一号头头。由于他在巴河的名气，一时响应者甚众，势力一天天扩大，成为巴河地区占垄断地位的群众组织，并于1967年1月夺了巴河区政府的权，成立所谓“廉价政府”。王仁舟的造反并不是和其他的造反派一样，以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为目的，而是借机来推行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所谓的“廉价政府”就是从法国巴黎公社学来的。他说，农民是社会中最低层的群体，他们占中国人口比例的大多数，他们忍受着各种压迫和剥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他王仁舟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巴河召开“廉价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他在成立大会上说，“1871年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廉价政府，即政府工作人员由全体公民普选，而且工资普遍不高于一般水平，政府尽量节省开支，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却背弃了这些公社原则，老百姓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没有选举权，干部全都由上面调派，当官的一个个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同解放前那些当官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由此我们要以巴黎公社原则建立起一个廉价政府，工作人员由老百姓自己选举，必须真正为老百姓做事，是老百姓的勤务员。”王仁舟在大会上豪迈地宣布：“二十世纪人类第一个廉价政府，在中国巴河的土地上诞生了！”
王仁舟夺权后，即着手进行社会改革，他自己说是社会实验。他打破原先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按村组织生产单位，农民改工分制为工资制，村村兴办托儿所、幼儿园、老人院等等，还办了广播站、报社和文化馆等。他组织农民自己生产红砖，盖楼房，农民集体居住。他还提出不交公粮，不交税，只卖余粮。王仁舟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对农民命运的同情，在广大农民中引起强烈共鸣，特别是不交公粮，巴河的农民以为他是毛泽东派来进行社会实验的，对他崇拜的不得了。
王仁舟在巴河推行的社会实验，遭到浠水县城的“浠水革联”的激烈批评，说王仁舟是小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表现，他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在巴河搞反革命的独立王国。于是双方结下仇来，激烈的“文攻”，逐渐演变为残酷的武斗。从67年下半年开始，“浠水革联”先后几次派出武装人员进攻巴河一司，说要捍卫共产党用鲜血打下的人民江山。“巴河一司”也不甘示弱，抽调大量青壮劳力进行武装集训，成立强大的武装力量，模仿当年红军的“反围剿”，同“浠水革联”展开神出鬼没的武装斗争，双方死了不少人。“浠水革联”曾对王仁舟发出了“通缉令”，王仁舟在“通缉令”发出后，还好几次化妆进县城以鼓舞本组织的士气。
67年12月的一天，为了扩大影响，“巴河一司”把在武斗中打死的尸体抬到黄州来示威。当时，在黄州支左的部队司令部设在黄冈师范与地区防治站之间的地方，地区防治站现在叫疾控中心，在黄州中学对面。它后面以前是军分区的干休所，文革时给支左部队做司令部用，那时，我父亲在黄师也有一间住房，我们有时在黄师住。那天早上，我们走到黄师门口时，听见旁边的司令部里很多人在大声嚷嚷，于是跑去看热闹。很多农民打扮的人把支左部队的办公室围住，我从人缝中钻进去，看见地上摆着五六具尸体，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一个人，头部正上方被刺刀戳穿一个洞，那刺刀是方的，那洞也是方的，头脑里是空的，可能里面的脑浆全放光了。我小时候胆子很大，也不晓得害怕。在那里看了半天。只知道巴河一司的人要部队的人支持他们，要把浠水革联说成是反革命组织。部队的人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不听。下午，他们抬着尸体坐船去武汉了。那天，王仁舟肯定在这些人其中，只不过我不认识他，也不记得是什么模样了。
巴河一司的人在王仁舟的带领下，来到武汉，并攻占了江边不远的红旗大楼，把在里面办公的湖北日报社占领了，使其停刊一个多月。王仁舟的目的是争取武汉造反派的声援和支持。武汉的新派对王仁舟的做法很反感，在忍了多天后，新派组织力量把王仁舟赶出了武汉。据说“巴河一司”还阻截了行驶在巴河地段上的长江货船。浠水日益严重的武斗局面和治安形势，惊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武汉军区派出一个师的军队到浠水制止武斗，强行收缴双方的武器，武斗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中还讲到了巴河，说“湖北浠水巴河那个地方不是打的很厉害嘛，解放军去了不是好了嘛。”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民“工资制”难以为继，各种社会福利也没有能力维持下去，王仁舟的社会实验大约进行了一年多，到69年初就没再进行下去。不过，2006年1月1日，也就是近40年后，在胡哥和温总的领导下，中国所有的农民再也不用交公粮了，王仁舟要是活到现在，也不知他是如何想的。
王仁舟后来的下场很惨烈。1968年7月以后，中央三令五申要造反派交枪。可王仁舟不愿意交枪，他的理论是：既然毛主席提倡全民皆兵，那没有枪叫个什么兵？他把自己的武斗组织称之为“人民武装”，用毛在抗日时期的语录来抵制交枪，毛曾经说过：“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的这番话是对国民党说的，而王仁舟把这句话做成语录胸牌，挂在每个人的胸前，来对付共产党。那怎么能成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螳臂挡车挡得住吗？69年，大军一到，用个诱捕就把王仁舟抓了，下面的农民群龙无首，只几天功夫就树倒猢狲散了。
王仁舟被捕后，仍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死不改悔。在全省范围内大会小会批斗几百次。他的老婆叫陈平，身材长得蛮好的，说一口浠水话，口才也不错，在县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也上台批判王仁舟，说她和王结婚，是王仁舟欺骗她，用伟人的婚姻来说服他，最后陈平和王离婚，把刚生下来的儿子送给别人抱养。后来听说又要回来自己养，如果还在的话，王仁舟的儿子也四十好几了。68年生的。王仁舟在狱中的事，有人传出来，说是他在狱中跟同室犯人宣传自己的观点，遭到同室犯人的毒打，王仁舟还要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同室犯人吃。后来他自己干脆绝食而亡。王仁舟要是不占政治的边，不被退学，按他的才华，他很可能是中国的一个的有名的外交官。可王仁舟就是王仁舟，一个黄冈浠水二十世纪的悲剧式人物。不知再过几十年，还有人记得他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