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必须把批判修正主义复辟的重点放到经济上 [复制链接]

【编者按：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通过文化大革命，劳动人民自主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文革砸烂了所谓官僚、精英、专家统治的工厂、农村、机关和文化事业格局，打碎了资产阶级所谓“利润挂帅”和把无产阶级当作驯服工具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使人民改天换地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挥。
资产阶级复辟后，他们疯狂在经济上污蔑丑化文革，什么“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什么“僵化封闭落后的经济建设”，什么“主席不懂经济，只会搞运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在此方面并没有充分地进行批判和驳斥，魏一同志的一系列文章，让我们真真实实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次大跃进。】

必须把批判修正主义复辟的重点放到经济上

魏一（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

　　邓小平匪帮是靠诬蔑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搞复辟的，他们颠倒黑白，制造谣言，竭力诬蔑攻击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最大的谎言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所以能够复辟，这些谎言起了很大的作用，欺骗了许多人，当然最最主要还是许多知识分子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愿意接受者这些谎言，甚至主动地参与制造和扩散这些谎言。必须坚决驳斥这些谬论，邓匪既然靠这些谣言篡权，也必须在这些谎言揭穿后才能推倒。不但要指出毛泽东时代，尤其大跃进和所谓的“十年浩劫”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必须揭示出这些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要摆事实、讲道理，写出有内容、有条理、有说服力的文章。可是现在许多同志和战友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捣鬼有术、有效但有限。邓小平匪帮的造谣污蔑一度很欺骗了一些人，至今还在欺骗人们。我们的左派同志中，也有一些人在说到经济时，就理不直气不壮了。甚至还有的同志也承认文革经济发展不快，承认大跃进使得生产力大破坏。这完全违反历史真相。归根结底是我们许多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关心不够，知识太少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调查研究。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刘邓路线不但代表一伙新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不但已经在剥削和压迫人民，而且文革前夕已经完全腐朽，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他们还企图篡党夺权后进一步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也必然会进一步地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正是打倒了这个党内资产阶级，斗批改改革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所以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使得生产力发展非常迅速，而且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而是质的飞跃，把我国的生产力从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全新的阶段。没有大跃进、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中国的两次经济大飞跃。也不会有中国的工业化以及四个现代化。我国的生产力1963年和1957年就大不一样，1977年和1965年又大不一样。这是国民经济的两次大跃进，毛泽东时代的最最主要的建设成就就是这两次大跃进创造的。第一次是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风反右带来的，1969年九大前后在斗批改中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诚然，1963年和1977年是一个新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成时期，必须在以后进入收效和休养生息，并为下一次经济大发展开始准备。

　　后来许多同志和战友开始研究大跃进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发现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这些文章基本上还是防御，仅仅说那个时代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绝对不够的。尽管在这些时期里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从增长率看也是世界第一，号称奇迹的日本在我们之下，但是邓匪分子、反共极右派们，即使不能不承认也会用：“如果没有大跃进，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发展将更快”来应付，而中间群众也确实会这样想。

　　近些年来许多左派同志已经开始了反击，指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些成就，有人还指出这是离不开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的，因此是文化大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但仅仅如此仍然不够。反击的规模是零星的。我们不但必须反击，而且必须大反击，全面地反击。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没有大跃进、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下苦功夫去搜集这些事实和有关资料，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文化大革命的打倒对象就是一个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反动阶级，这个反动阶级不打倒，就不会有生产力的大飞跃。大跃进必须指出其必然性，大跃进的最最主要成就是建设了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我国要么不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要建设就必须有大跃进，不然我国的工业化根本不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问题，如浮夸风、共产风等等，也是经济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一些现象。只要我们建设自己的工业，要它们不出现是不可能的。“五风”不是那一两个人的罪孽，而是生产力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即使刘邓不搞“五风”，而是像毛主席那样力纠“五风”，那么“五风”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到那时毛主席因为刘邓能够接好班自己就退了，以后修正主义、反共极右派以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将像现在攻击毛主席那样地攻击刘邓了，对毛主席或者还有好话，甚至说是被刘邓整下来的。“五风”的本质不是别的，大跃进是我国的原始积累过程，而“五风”则是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原始积累，谁能够阻止有人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积累呢？甚至可以说，这种积累虽然是残暴的，代价沉重的，但对我国的工业发展就好像一针强心剂，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我国的积累主要还是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实现的）。也正如此，大跃进时毛主席一直没有要求打倒刘邓，甚至还说要和犯错误的同志共命运，七千人大会上还主动替他们承担责任，为他们（尤其为邓小平）说话。彭德怀要打倒他们，毛主席也不赞成。为了防止打击面扩大，在《炮打司令部》里，毛主席还只提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没提“五风”和1961年的右倾。（1961年下马风把地方和农村工业几乎一扫而光，也属于右倾，“三自一包”也是那个时候猖獗起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大革命也完全是围绕着生产力的发展进行的。毛主席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本来也完全如此，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了刘邓路线及其代表的那个“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发展生产力的破坏和阻绕才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比如：批判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我国才能建设起自己的造船工业体系来。又如批判了他们的条条专政、高度垄断，才能有地方积极性的大发展，以及地方工业的建设。目前地方工业极其壮大，已经把被邓小平匪帮搞得一败涂地的中央工业淹没了。

　　必须注意研究经济发展规律。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我们必须尽力地去研究历史规律。要认真做好调查我国经济情况的工作，从大量的事实中得出结论。为此必须下苦功夫，了解我国经济情况的同志要公布尽可能多的材料。并且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解放以来的一切政治运动，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没有条件提供这些材料的同志，也可以根据自己看到的一个厂、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还有一个家的变迁来谈这两个伟大的时期。也可以揭露当时某些问题的根源。有些地方的同志，如河南信阳可能对大跃进看到的消极面多了一些，大跃进的成就知道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各地情况不一样。但是信阳事件的罪魁他们已经揭露了不少了。除此以外各县、各地、各省的同志可以去研究本地的经济发展历史。——历史的真实就是，绝大多数地方的工业，都是大跃进起的家，下马风受摧残，文化大革命结束（1969年九大）前后又一次进入了大发展。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爆发到1969年九大）各地的地方工业也作了不少事情，是一个必要的试验阶段。农业也在学大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农业持续丰收，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邓匪复辟，各地经济又一次受摧残，但是许多地方坚持毛主席的“发挥两个积极性，土洋结合”的方针壮大起来了。目前邓小平匪帮一方面对各地方工业仍然加紧摧残，另一方面又恬不知耻地归功于自己的“改革开放”。不少人，甚至左派里面还有人认为最近几年的工业增长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功劳呢！一定要把他们的画皮彻底剥开。其他如对于毛主席搞的“四三”方案了解的，比如在其中某个厂里工作或者参加建设的，可以写出这个厂的厂史来，对某些科技事业有所了解的，可以写出我国这方面科技事业的发展史来。后者以对我国的地震工作发展史的研究最为出色，但还大大不够。在邓小平1978年大规划办的企业里，如宝钢、如仪征、如扬子乙烯企业里工作的或了解的也可以把这些企业的建设历史揭露开来。，让大家看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带来大破坏还是大建设，邓小平匪帮究竟是在建设还是在破坏。目前这些工作我们基本上还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在《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里我们就专门讲了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建设，也简单地介绍了另三个的建设。但仍然大大不够，只能尽我们的微薄之力而行之，总之我们要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反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驳倒邓小平匪帮和反共极右派的污蔑，使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为大多数人们所知道。应该指出，在1963年以后国际上是承认我国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我国还到国际讲坛上去介绍过我国的经验。对于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成就，国际上公正的研究也是承认的，只是他们不太明白我们取得成就的原因。

　　我们不能仅仅防御，不能仅仅证明大跃进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必须提出其因果性。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个因就没有巨大的经济建设的果。必须对邓小平匪帮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进行全面的大反攻。

　　可是目前我们许多左派同志对这一工作还没有重视起来，有的人还和历史上许多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一样，把经济的发展仅仅看成是社会的附带品。

　　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生产力在其中的作用。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人类历史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力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们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自己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主义发现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个巨大的功劳，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大进展。从这个历史发展规律出发来看我国解放以来的几十年历史，就不能被眼面前的五彩缤纷、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所迷惑，相反倒应该从生产力的发展中去寻找这些五彩缤纷、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的根源，并用以指导我们自己的行动。绝对不能用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解释这些五彩缤纷、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比如：中国为什么在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出现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从而不能不进行反右斗争，为什么会需要并且发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都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的头脑，明说了不是毛泽东主席一个人的思想所决定的，相反到一定历史时期中国会出现一个毛泽东，出现一个毛泽东思想正是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中去寻找的。反过来在一定的时候会出现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出现彭德怀集团的篡党夺权活动，出现刘少奇邓小平的五风和后来的下马风和三自一包，乃至邓小平反革命匪帮的复辟活动，也是要从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去寻找原因的。毛主席的思想所以经久不衰，正是由于他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里不断地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使得自己成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指出上述的历史发展规律，决定了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不能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各个时代阶级和阶级斗争又是各相区别的。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时代。

　　我们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历史时代大的划分的最初表达形式。后来一般称之为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时代。各个时代阶级各不相同，决定他们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斗争也各不相同。马克思把奴隶时代分成了两类，“亚细亚的”和“欧罗巴的”，后者就是他称之为“古代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的奴隶制是最初从原始社会里直接发展过来的，长期带有原始时代的部分存在，氏族贵族成了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贵族，但是其灿烂的文明创造了铁器。欧罗巴在原始时代就从亚洲得到了炼铁技术，很快地摆脱原始社会，进入了相对纯粹的奴隶制时代。开始还保留着原始时代的民主制，后来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经过革命成为帝制。没有亚细亚的奴隶制也就没有欧罗巴的“古代的”奴隶社会。其实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可以分成各个分阶段的，各个分阶段也有各自的特点。

　　马克思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叙述。人类要建立一定的生产力，就不能不建立相应的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上也必须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经济基础，因此需要社会革命，经过社会革命，相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建立后，适应了需要建立的生产力，这一生产力也就飞速地发展起来了。

　　这一说法是事实，但也有缺点，那就是从人类的历史看，历次革命时，革命派都对于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不清楚，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力。他们的革命与其说是要建立一定的生产力，倒不如说是现实的生产力发展中的严重矛盾，政治的思想意识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乃至由于生产力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关系造成的经济的崩溃，反动阶级却加紧勒索，人民群众忍无可忍才官逼民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次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现代大工业。法国革命时蒸汽机已经出现多年，他们的口号还不是实行蒸汽革命，而是对最最反动落后的古代奴隶主的民主制顶礼膜拜，提出博爱平等自由的口号，最后英国发生克伦威尔专政，法国干脆拿破仑称帝。

　　马克思主义出来后提出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生产力，但是十分抽象也不能不抽象。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一方面要具体一些，另一方面是从马克思主义倒退下来了。当时苏联主要还是眼前的矛盾使得人们革命的。只有中国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生产力的口号。除了批判“买船不如造船，造船不如租船”以及在钢铁工业上批判“抓中间带两头”等等以外，最最突出的就是地方的解放。绝大多数革命者并没有意识到，毛主席却明确地提出：“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闹一些独立性，闹其可闹者。”文革中又明确地批判了“条条专政”刘邓中央剥夺地方搞托拉斯。

　　恩格斯提出：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只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没等反动阶级把社会经济拖到崩溃就及时地发动了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毛主席把对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应用归纳为最最简单的六个字：“抓革命，促生产。”当然这六个字太简单了，它的运用必须认真研究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当前的经济发展的矛盾和确立正确的新的经济建设方向。

　　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因此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但就以阶级来说，解放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分阶段就受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决定有着各自的特点。虽然资产阶级都有其共同性，但各个分阶段的资产阶级并不完全相同，分属于不同的资产阶级。也有新与旧，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尽管这种区别已经处于次要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最最根本的矛盾，但仍然不能忽略。相应地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也在各个分阶段紧跟着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

　　1956年刘少奇采用欺骗的手法，在八大上通过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初稿写上，删去后交给毛主席审阅，得到同意后又加上去，并不向毛主席请示就到八大上宣读）。毛主席指出这是错误的。但这个时候，尽管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早已意识到资产阶级正从苏维埃政权里大量地产生出来，仍没有形成走资派的概念，。刘邓等人表示接受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主张，但仅仅用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进攻，顺便也把许多群众当作阶级敌人来打击，这种打击实际是推行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的专政。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打倒了旧的资产阶级，又面临着新的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尽管这种剥削和压迫不处于主导地位，人民群众首先还是社会的主人公，但现在谁都明白，他们和工农群众不是一家人，显然准备把人民群众完全当作自己的剥削压迫对象。后来他们对阶级斗争一直这样解释。1957年他们的阶级斗争也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虽然是出于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但总的来说，这还算是革命行动，他们还属于革命力量，革命阵营里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统一战线中一个和工农异己的阶级。越到后来他们就越把阶级斗争当作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以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资反路线为登峰造极。这是一个资产阶级，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它既不同于解放前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买办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也不同于“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刘少奇到天津，那时他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但后来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了。他的野心更大，要借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剥夺整个社会，自成一个阶级，邓小平此时成了他的同伙，下面还有徒子徒孙。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这也正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但那个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这个概念，连走资派的概念也仍然没有。那时形成中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赞成并且积极参加在我国建设起一套自己的工业体系，仍然是革命的动力。不管彭德怀出于什么目的，他篡夺军权又要打倒刘周邓，直至篡夺最高权力，客观上都代表了已经采用赎买方式和整风反右打倒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1960年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其资产阶级性已经严重地表现出来了，由此而提出民主革命补课论，把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下层成员当作旧的剥削阶级分子钻到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来了，或者某些干部受了他们的严重影响蜕化变质，从而被他们篡夺了某些地方和基层的权力来对待——这也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在1961年和1962年的热月政变中，如下马风和“三自一包”风中，还十分突出，许多地方发生地主富农反攻到算，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人不甘寂寞。但当时毛主席还是没有明确地认识到产生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资产阶级。不成熟的历史时期，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不能产生成熟的思想。1961年和1962年的热月政变，工农地位的重新下降，某些干部严重资产阶级化，使得1962年毛主席能够提出党的基本路线，表明毛主席已经意识到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且由于中国经济基础的低下，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将长期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和封建时代类似，就像一个个封建皇朝被一次次农民起义所推翻，又代之以一个个新的封建皇朝那样，将发生一次次“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那以后毛主席越来越激烈地批判官僚主义。1964年就明确地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不久针对刘邓在四清运动中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代表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对工农以及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就明确地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并且作为运动的重点，不准打击一大批工农群众。此时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像一个烂桃子那样熟透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个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但是一开始对于走资派还没有任何区别，实际上要求打倒所有的走资派。这也不能怪群众、怪文革，而是人们认识的必然过程。有些走资派虽然不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但镇压群众造反，使得群众不能不反对他们。作为剥削阶级，所有的走资派都是不能容忍人民造反的，在他们中最最好的人眼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充其量也只能利用于一时，目的达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人民群众的组织。因此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严重的冲突。这也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一样，旧皇朝推翻后，新的封建阶级就要镇压人民群众，解除人民的武装，建立新的皇朝了。甚至新皇朝的建设者不是首先推翻旧皇朝，而是首先镇压人民革命，在镇压人民革命中扩展自己的力量，到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后，再来推倒旧皇朝。对人民群众要保护，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提出这一点，但也意识到了第一次五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打倒所有的走资派，这同样是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为了区别他提出了“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这同样是在不成熟的生产力，不成熟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不成熟的理论。这一说法含糊不清，却是一大进步，第一次把走资派区分开来。我们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已经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场独立战争，地方造反，打倒中央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给地方以独立地发展自己经济的权力。我们也已经知道走资派除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以外，至少还有各地的土皇帝阶级，这些土皇帝也是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但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将随着地方的解放和地方经济的大发展而大大地发展起来，谁也不能阻止，这个阶级也只有到各地的经济建设成功，从而失去其历史作用后才会像一个烂桃子那样彻底地腐朽化，才能成为革命的对象。在此以前对他们的革命不可能爆发。笔者是在1972年形成这样的思想的，当然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1972年笔者就说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独立战争，主要的革命对象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统一战争，但一时不可能发生。肃清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将是它的序幕，主要对象是地方的土皇帝。1974年批林批孔被许多人当作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笔者却反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并且认为，土皇帝阶级和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站在工农群众一边，不能站到土皇帝一边去，但目前的批林批孔不是打倒土皇帝的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毛主席也是不赞成这样做的，他明确反对三箭齐发，1976年批邓当然也不是革所有走资派的命，而是又一次打击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残余，他们利用当时的社会矛盾，又一次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尝试，革土皇帝命的时机仍然没有成熟。如果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打倒高度垄断资产阶级解放生产力的话，那么这次是再一次打击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保护生产力，批邓不但决定于生产力，也为生产力的发展争取了两年的时间。使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1977年基本建立起来。还需要完善。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邓匪复辟得以成功，既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内。如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消失得或早或晚，即毛主席逝世早一些或晚一些，也不是绝对不会复辟，只是使得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和篡权上台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如：毛主席再活三年，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必然能够完善，那时“四三”几乎全部投产了，运十即将投入使用了，涡扇六批量生产了，载人航天成功了，其他中央的和地方的工业不但绝大多数建成而且达到了设计要求，农业接近机械化了，社队企业在各地站稳脚跟了，大批水利设施和农业优良品种发挥作用了……1979年将是庆祝第二次大跃进即将完全胜利的一年。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谰言将像1964年反对三面红旗那样，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该年国庆将比1964年还热闹。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将根本不可能再复辟上台。不是说从此没有复辟的可能了，而是到那时候将由土皇帝来唱主角了。而如果毛主席在1962逝世，最后上台的多半就是彭德怀集团，1957年则是资产阶级右派。到那个时候刘邓将和毛主席一起被打成极左的一帮。反回来邓匪复辟，开始还没有为彭德怀平反，只是邓匪的大规划搞不下去了，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才为彭德怀平反，右派也一风吹，彭德怀集团并没有分享到政权，反共极右派企图掌权也和人民群众一起被镇压下去了。尽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匪帮的经济政策全面失败，越来越失败，地方和农村的“小生产方式”不但没有被“彻底否定”，反而冲破重重压力和严厉榨取，变得十分庞大，目前邓匪复辟当局和反共极右派就越来越缺少了差别。

　　可见，毛泽东思想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创造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再反过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左派，即使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似乎也是对于历史起着附带的作用，他们的关注点首先是“政治”，还有所谓的毛泽东热。在他们眼里似乎不是生产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倒是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个人决定了历史的发展，不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似乎毛泽东思想可以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不必遵从历史规律，倒可以决定历史。许多人对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是不大关心的，尤其从不去研究生产力是如何决定我国的社会发展，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早或晚地必然爆发。倒是毛主席一个人就决定了这样一场大革命。如果你要他们回答按照马克思主义说的生产力决定作用，是如何决定我国会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根本回答不出来。许多左派即使看到1966到1976年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文章，也充其量觉得给文化大革命去掉了一个罪状。目前已经有不少同志和战友在研究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甚至研究文化大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是仍有许多左派对此漠不关心，仅仅热衷于在“政治”和“毛泽东热”上花功夫，甚至热衷于互相攻击，对于经济方面的文章很少评论，很少阅读，更不到处去宣传。一个最最使人奇怪的事就是，许多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在国内的官方网站、反共网站反而引起了许多网友的争相阅读和讨论，而在左派网站上却冷冷清清连读者也不多，既不说好，又不批评缺点，更不去扩散。左派网本来应该成为左派文章的集散地，大家应该到处去扩散，到各个官方的、反共的和其他一切网站上去张贴。不少关于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文章，不是没有人到处张贴，但总的感觉就是太少，许多人满足于当一个读者，甚至还不热心阅读。有的同志倒是转贴左派文章的，但是国内网站上看到的不少还是属于政治和思想上的文章，有的左派同志如老田同志，研究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科技多年，多数还是鲜为人知。

　　如果每一个左派在阅读了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人们从邓小平匪帮和反共极右派的长期造谣和诬蔑中摆脱出来能起一定作用的文章，能够到处去张贴，那么即使只有一千个左派可以做到，就可以到处看到左派文章了，而且使得网管删不胜删，如果大家都能通过电子邮件到处散发左派文章，那么即使每个左派寄发一千个网友，就可以影响一百万人，即使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成为坚定的左派并且照做的话，那么积极宣传的左派就将增加一万个，这一万个又可以使一千万人受到影响，积极的左派队伍就将以几何级数增长。现在中国的形势很好，全国各地的网站到处可以看到群众自发地探讨和传播历史真相，包括在经济和科技上批判邓小平匪帮和反共极右派的谰言，到处有人肯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看到一些在左派网上引以为常的真相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却很少人知道左派网站的存在。可是我们许多左派就不知道如何发展这种大好形势，尽自己的努力煽风点火。到目前为止，海外的左派网，一篇文章的点击率往往还只有几十次，甚至只有几次，远没有国内的被反动派掌握的网站高，这不能完全怪复辟当局封锁。

　　更有一些可怜的左派，上左派网似乎就是专门寻找斗争对象的，他们不热衷于和邓小平匪帮作斗争，不热衷于和反共极右派作斗争，却热衷于在左派同志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不是说左派有不同意见不可以讨论，不可以论战，但他们以挑剔左派文章的“问题”为能事，其他一切可以置于不顾，稍有观点不合就是当头一棒。毛主席历来告诉我们要善于团结大多数，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团结中间群众，争取可以争取的偏右派，对敌人也要分化瓦解，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团结最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最最反动腐朽的一小撮。左派队伍处于形成之中，有不少同志是从邓小平匪帮的反动宣传影响下，经过一番痛苦的过程才逐渐地觉悟过来的，思想上难免带有一些反动宣传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前进的一面，予以肯定，他们披露的材料只要具有足够的启发作用，有利于揭露邓小平匪帮的复辟罪行和说明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的，有利于今后的革命的就应该充分地应用，同时指出其不足，对于他们仍然受到的反动影响应该尽量地热心帮助，不是把他们当作敌人一棍子打死。要知道不少左派自己也是从反动宣传的影响下挣脱出来的。可是现在左派中间有不少人，自以为自己是百分之一百的左派，只要看到同志和战友稍有不足就马上当作敌人一棍子打死。他们还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总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最最正确，稍有不同意见就不能容忍，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付自己的同志身上，而不是在革命中共同探讨，共同前进，不同意见只要对于当前革命没有影响可以求同存异。左派内部的不同意见争论是必要的，但必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以求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革命或不革命、反革命，包括自己都应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革命实践的发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于自己现在的观点，究竟有多少正确、有没有错误、那些错的必须改正，都必须在革命运动中经受检验并且改造自己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有的人好像就是专门在左派网上跟左派文章作对的。有的时候，真不明白我们有些左派究竟和邓小平匪帮有多大区别？往往邓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文章，一出来，邓匪还没有任何反应，却有一些左派挑剔一些毛病来个当头一棒，其实不少就是不同意见，也不能说一定就是他们对了他们的攻击对象错了。百分之一百的左派应该注意了，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最后却成了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叛徒和卖国贼。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有许多思想左倾的朋友对有的左派网不大感兴趣，不知道一天到夜吵来吵去为了什么。不是说左派队伍中没有特务，特务是肯定有的，但是那些对于批判邓小平匪帮和反共极右派不感兴趣，不努力扩散左派文章，却总是在左派队伍里寻找斗争对象的人，天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特务？

　　确实有邓匪分子混到左派队伍中来，比如邓力群和李成瑞就是典型。他们是邓匪复辟的得力干将，邓力群是捏造和颠倒历史的《决议》的起草者，李成瑞和薛暮桥一起主持伪造统计数据，漏洞百出的人口数据就是他们最最著名的“杰作”，刘邓才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始作俑者，事后又大刮下马风和“三自一包”，造成农业的严重减产。为了嫁祸于人，推卸责任，就适应反共极右派的需要，转向否定大跃进，并且极力夸大其词。饿死三千万就是根据他伪造的人口数字推演出来的，推演中再一次地夸大。伪造后，李成瑞还专门写了一篇《大跃进和人口变动》。现在他们忽然也成了“左派”，对这种“左派”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他们大罪已经铸定，即使回头是岸也不等于左派了。以李成瑞为例，当前他根本不是什么充左派，而是必须首先公布我国的正确的统计数据，至少应该把邓匪复辟前国家掌握的统计数据公之于众，并且交待自己和薛暮桥一起篡改统计数据的事实和手法，以及如何地受邓匪指使。即使如此也只能算是犯罪中止，只能算自首悔罪分子。不是不能处理了，而是由于有自首和交待罪行的表现，可以从轻发落。他只有揭发邓小平匪帮大量的重要内幕才能算是立功，可以根据立功情况部分地或全部地赎罪，以求免予处分。现在有的左派同志还在受他们影响，还是以李成瑞为例，因为他公布的统计数据仍然表明毛泽东时代，尤其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李成瑞宣称公布的数据是真的——这对于批驳其他邓匪分子和反共极右派有利，他们出于反革命需要不满足，要求进一步篡改。——但这就把一些同志欺骗了，好像他李成瑞是在肯定毛泽东时代，肯定文化大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不然！稍有一些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作伪者无不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即使对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长期的篡改缩小，最后却仍然改变不了那个时期发展速度或快或慢的事实，根本谈不上是李成瑞的功劳。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当然成绩巨大的，如果不是李成瑞之流掩盖真相和伪造事实，实际成就当比他们的统计数据反映的更大。他们提供的数字是为邓匪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服务的，不是全面的而是选择性，有一些他们还完全隐瞒不报。比如毛泽东时代究竟留下了多少储备粮，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又有多少储备粮，复辟以后尤其包产到户以后究竟还有多少储备粮，他李存瑞不可能不知道，可就是不公布。因为一旦公布，八十年代初大包干造成农业大破坏，以致国家粮库空虚，农村集体储粮分光吃光败光的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大包干不是农业丰收、大丰收而是大破坏、大危机也就将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他就是不愿公布。尽管李成瑞之流大肆篡改统计数据仍然说明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成就巨大，尤其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成就巨大，这只能说明毛泽东时代以自己的巨大成就抵制了对历史的篡改，怎么就等于李成瑞的功绩了？至于他宣称他公布的数据是真的也不奇怪。——他当然必须宣布数据是真的！他是统计局长，能说自己提供的数据是伪造的吗？如果说他的篡改没有使得其他邓匪分子和反共右派满足，那是因为他们不是搞统计的不知道李成瑞的苦衷，李成瑞的篡改不能不有限止，他的目的是欺骗必须使得国内外的内行相信，不能太离谱。何况他的数据本来就是假的，正是为了贬低毛泽东时代的，这样他说数据是真的就有另外的意义了，正是他坚持反革命立场的表现。稍微有点法律和逻辑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邓小平匪帮公布的数据，薛暮桥和李成瑞伪造的数据，只能对于揭穿他们的谎言，证明他们捏造的谎言有点用处，不能用来证明他们要证明的观点。

　　然而对于李成瑞是如此，对于经常和李成瑞在一起的马宾就不一样了，至少他没有李成瑞的严重罪行。我们必须将他和李成瑞、邓力群区分开来，不能因为他没有看出他们的奸伪处，或还在受他们影响而将他和他们混为一谈。

　　可是我们有些左派同志甚至连魏巍同志也不能放过，抓住他的缺点和认识上的不足大加攻击，加上种种罪名。对于左派中的不同意见，是可以讨论的。如果他们有缺点，观点有错误，可以内部争论，而且要以商量的口吻与人为善，首先要肯定他们的功绩，希望他们尽量地摆脱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的影响。

　　汪东兴同志是“十月阴谋”的最主要参与者，犯了严重错误。对他当然应该严肃批评。但他并没有投降邓小平匪帮，他仍然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十次路线斗争的观点，也就是说仍然坚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不象华国锋才是真正的投降派。应该把他们区分开来。可是我们许多同志对于汪东兴始终扭住不放手，一定要把他打成叛徒。他们以“四人帮”划线，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如果这样做，那么如何对待十大中央委员会呢？大多数人是反对“四人帮”的，也都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举手通过决议，肯定了“十月阴谋”，这当然是错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被反革命、邓小平匪帮利用。但是我们也只能说是毛主席逝世后党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说反对“四人帮”就是反革命，如果他们大多数是反革命，那么如何对待十大呢？十大的中央委员大多数还是应该肯定的，建立的中央委员会也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党委。自然大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决定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独立战争，各地方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各自发展经济，使得我国的经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地方力量加强，中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地方势力的联合体。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各路诸侯的崛起决定了各人的思想意识受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不带有各自的片面性。于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必须尽量全面地认识社会，这种片面性的猖獗决定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不要以为只有其他人是片面的，把毛主席的批评说成专门对着“四人帮”那是歪曲，但是“四人帮”也有他们的片面性，就根据他们不能团结大多数，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关系很僵，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是带有片面性的一路诸侯。江青同志不能团结大多数而搞“四人帮”作为党的一般干部或许是个缺点，作为国家第一把手就是不可容忍的了。毛主席不让她当接班人，而提拔华国锋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华国锋也不是毛主席选拔的接班人。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就不再提自己的接班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就是刘少奇和林彪成了接班人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必须团结最大多数。独立战争以后，对各路诸侯据其实更应该如此。当时国家正在进行大建设，斗争的最最主要对象，革命的最最主要敌人还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党内各种派别除了坚持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立场的以及比他们更反动的在悔过以前不能团结外，对于其他各种势力，各路诸侯，对于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土皇帝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都只能保持一定的平衡，不能向一边倾斜。为什么说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却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呢？比如除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等反动派以外，有甲、乙、丙、丁……等帮派。各帮派都有片面性，都有错误，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大多数人也在各自范围内努力工作并且有相当的成就，都掌握着一定的真理。当党内进行讨论和表决时，对于甲派的片面性和错误，有乙、丙、丁……等派批评，并在表决中否定了甲派，以大多数通过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决议。对于乙帮的片面性和错误，有甲、丙、丁……等派批评，并在表决中否定了乙帮，以大多数通过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决议。就这样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却长期是马克思主义的决议。也正如此，不能随便打倒任何一帮、一派，批评必须适可而止，不然局势就倾斜了，这只能对反革命有利。

　　华国锋由于采用阴谋解决和“四人帮”的矛盾，就不能不采取极端的措施，匆匆宣布将他们开除党籍，连一个改正的机会也不给，甚至伪造证据乱加罪名，为了把江青打成叛徒，把另一个人也拿来陪绑，立场完全转向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李先念倒成了大功臣，这样局势就倾斜了。反过来，如果我们以“四人帮”划线，反对他们都成了反革命，同样造成了局势的倾斜。由于“四人帮”极端孤立，这样做的结果也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这样还能成大事吗？提出以“四人帮”划线的人无非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的功绩，但是汪东兴创造了六厂二校的经验，难道就没有功绩。“十月事件”只能说是文革派内讧，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被反革命钻了空子。

　　如果大家读了我们的《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和《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就可以发现，我们要求的是实事求是地评介“四人帮”。这两篇文章非常公正地评介了上海市革会对于我国通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做出的巨大贡献。恰恰按“四人帮”划线的人，对这些不大注意，甚至不感兴趣。

　　拙作《就修改〈中国工农红军宣言（草案）〉跟“中革军委”商榷》（简称《商榷》）发表后，就有左派来评论，可惜评论者都自始至终对于如何评介“十月事件”感兴趣，其他问题居然没有一个跟贴提及，既没有肯定和以自己知道的修改补充，也没有批评。他们坚持以“四人帮”划线，坚持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对我们定性为“十月阴谋”不满，而且就是这么一件事的不同意见，对文章中提到的其他问题就都不感兴趣了，好像这篇文章就是专门评介“十月事件”的。最不感兴趣的就是经济，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及。比如：谁都知道邓小平匪帮复辟上台后制造了两个大谣言，一个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许多左派是努力反驳的，尽管还很不够。在国内的反共网站和官方网站中也常可以看到，许多评论写得比左派网上要好。另一个谎言就是七十年代中期由于批林批孔和批邓，我国损失了2800万吨钢，还有什么1975年钢产量是邓小平拉上来的。这至今没有看到有人出来明确地批驳。我们在《邓匪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中用充分的证据经过详细论证，证明这完全是谎言，真正破坏我国钢铁生产的正是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沈越等人，文革促进了我国的钢铁生产，不但结束了十年徘徊钢铁产量一度大发展并使得生产能力达到3400万吨还潜力无穷，批邓保护了我国的钢铁生产，可是他们出于反革命需要却先破坏，后嫁祸于人，最后害尽量夸大，捏造出了批邓和文革在七十年代中期损失了2800万吨钢的谎言来。

　　由于必须有根有据，所以我们在《邓匪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中做了详细论证，文章篇幅很长，对于不耐烦读枯燥论文的人来说也许会望而却步（这种态度本来也是要不得的），为此在《商榷》中做了比较略要的叙述，同时作为生产力如何起决定作用，文化大革命如何和为什么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例子。可是对于这个在网上第一次明确地批驳邓匪两大谎言之一的文章，居然没有一个人评论。不是没有左派关注，国内有人介绍。海外其他网站也有人转摘，但关注的人总的来说寥寥无几，许多左派还是在如何评介“十月事件”和汪东兴、“四人帮”上纠缠不休。按理说不要说是一篇扬言要用武装起义推翻邓小平匪帮统治的文章应该受到大家关注，并且到处去转贴和通过电子邮件散发，就是一个对于邓小平匪帮藕断丝连的人，能够揭露出这一真相，也应该引起广大左派的关注。这篇文章中还有其他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内容，也没引起任何关注。至于文章明确地提出生产力发展对社会政治斗争的决定作用，更没有多少人提及了，倒是国内反动网站上有人评论道：这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

　　“中革军委”在修改我们的《宣言》时就把许多关于生产力决定性作用，以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容删掉了。甚至出于自己政治上的好恶，把我国初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间提前到1976年，看来只有一年之差，却大不相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进入了第二次大跃进，国民经济一年比一年强，每年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就，可以扳着手指一个个地指出来。一切必须按照历史事实，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来改变历史，邓小平匪帮就是最最会按照自己政治需要篡改历史的。尽管如此，经过“中革军委”的改变，好像很重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实际上已经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力发展脱了节。造成这种情况正是以“四人帮”划线造成的。他们的思路是：既然反对“四人帮”就是反革命，那么能够说反革命创造了经济建设上的成就吗？我们也可以问：上海市革会，还有江青同志对于我国的科学和建设确实有许多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是难道这十年中的建设成就都是他们几个创造的？其他中央委员都是破坏因素？如果连坚持批邓的汪东兴同志都不能团结，当时的中央委员还有什么人能够团结呢？

　　《商榷》出来后，评论的同志对于生产力的作用也是闭口不谈的。不但不谈这一历史规律，也不谈具体的经济发展。他们连揭穿邓匪捏造的“由于文革和批邓，我国损失了2800万吨钢”的谎言尚且不感兴趣，对文章中提到的“四三”方案，以及“中革军委”把“四三”方案删掉了对不对，也不做任何评论。文章中牵涉到的经济问题很多，却没有一件提及。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在左派队伍中，许多同志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究竟还灵不灵？能不能指导我们了解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并且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左派面前。如果说毛主席仅仅凭个人的意识创造了历史的话，那么邓小平匪帮就同样可以凭个人的意识创造历史了，他当然希望复辟时期长期坚持下去，那么我们革命还有希望吗？——其实正是刘邓路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毛主席的作用不过使得一般只有在生产力严重破坏，社会崩溃时才能进行的革命在大破坏还没有得逞时就爆发了，而且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的。仍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识创造历史。邓小平匪帮复辟不但由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消失，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矛盾，新的土皇帝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对付人民群众，宁愿接受邓小平匪帮的统治，复辟后他们和高度资产阶级残余的矛盾立即激化，经过斗争和妥协，双方得到一定的平衡，地方虽然仍然受到种种压力和严酷搜刮，却还是把地方经济发展到目前相当庞大的地步，而中央经济却在邓匪控制下一败涂地，这就决定了邓小平匪帮不但要为广大重新受压迫的工农所反对，也要受地方的反对，并最终垮台。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左派的事业是有希望的，这都是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如果邓匪当局把地方勒索和压制到地方经济崩溃的话（1989年就有这种危险），那么地方早就造反了。当然那以后地方势力造成的天下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局面将比较长久。

　　总之希望绝大多数左派同志能够努力学习，关心生产力的发展，认真研究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是努力学习，并且进行钻研的，以求能够真正了解历史规律，用之来指导革命斗争。

　　在《军政府的末日》里就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以及《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两篇文章。总的来看同志们对于《复辟以来的农业和人民生活》比较感兴趣，对于《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不大理会。其实这篇文章带有提纲性，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应该走的道路和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目前我们又推出了五篇文章，还有一个示意图。这次发表，它们是：

　　从邓小平报刊看基本建设 33000多字
　　示意图 其中说明1800多字
　　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 137000多字
　　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 86000多字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 159000多字
　　邓匪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 146000多字

　　各个文章就按上面的次序阅读。另外还附上《就修改〈中国工农红军宣言（草案）〉跟“中革军委”商榷》。这篇文章中再一次地论证了革命和生产力的关系。《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另有一个附录关于金山和扬子乙烯的历史文献，这是铁的证据，证明“四人帮”对金山和吴泾作出了极大贡献，邓匪不但没贡献，反而因急于上二期工程不得不缓建。大规划失败后，为了给自己揩屁股又大大地揩了金山和吴泾的油。

　　这些文章既是驳斥邓小平匪帮和一切反共极右派，污蔑攻击毛泽东时代。攻击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经济破坏生产的谰言，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大发展的真相，揭露邓匪复辟对我国经济的巨大破坏，也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指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以及由此发生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及革命对生产的推动作用。

　　这些文章必须和《军政府的末日》以及《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阅读。大家可以先读一下《从邓小平报刊看基本建设》以及看一下《示意图》及其说明。先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再来读一下《军政府的末日》、《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和《商榷》。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对上层政治斗争的决定作用，还有上层斗争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有一个了解。然后再来读其他文章，阅读中应该反复地回到《军政府的末日》、《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和《商榷》对照着理解。比如《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就告诉大家那次大会上通过的“四个现代化”和邓小平匪帮所说的究竟有什么不同，报告中阐述的毛主席的“十年规划”和邓小平匪帮的“十年规划”，也就是1978年规划究竟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为什么邓匪的大规划注定失败，而毛主席的大规划却完全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因此完全能够成功的。为什么邓小平翻文化革命的案必然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搞好建设就必须批邓。并且认识到批邓保护了生产力，为生产力大发展，文化革命带来的大建设争取了两年时间。其他问题也类似。

　　不要孤立地来看这些文章，比如《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不仅仅是说我国的化肥工业取得了极大发展，而且正是以化肥工业为例，来论证为什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经过也必然经过的途径。从而明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独立战争解放了地方从而推动了地方性小化肥工业的大解放，大发展，并且前途无量。相应地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和《邓匪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中对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论证就省略了，但另一方面，地方小水泥和小钢铁的发展，目前已经极其庞大，这是小化肥所没有的，小化肥由于农业的破坏和危机，农民的贫困化和中间商的剥削，使得一方面农民用不起化肥，另一方面化肥厂并没有在化肥的大涨价里得到好处，所以不但邓小平匪帮极力破坏大小化肥工业，而且由于利润挂帅各地对于发展化肥工业也没有积极性。在《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里我们还指出，由于目前地方工业已经十分庞大，只要他们诚心地要干什么，无不可以干，小化纤文化大革命虽然也提倡过，但是当时条件下不能十分弱小，而且和支农工业比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然后出乎于许多人所料，因为化纤能够赚钱，所以在八十年代受到各地方的宠爱，目前已经变得十分庞大了。只有农业机械工业被邓小平匪帮摧毁至今没有恢复起来。不过各地已经把它们转向，各地方的机械工业并没有随着农业机械化的破坏而彻底摧毁，目前各地的机械工业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只是不用于生产农业机械而已。这也是出于利润挂帅，正因为如此，至今我国及大多数农民还是在用手工操作。

　　无产阶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当然不仅仅地方的解放。中央工业也获得巨大的发展，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四三”方案。邓小平匪帮攻击文化大革命闭关锁国和排外完全是胡说八道。不是别的，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大发展，在越南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终于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也到了中国，加上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财政和外汇上的大增长，我国又突破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刁难，可以自力更生地设计制造各种设备了，这样我国在1972年就获得了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技术的可能，就有了“四三”方案。此时邓小平还在江西，与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重点就是写“四三”方案，用事实证明了为什么1972年我国具备了大规模引进的条件，也通过上海的金山石化总厂的迅速高效的建设再一次地揭穿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排外，闭关锁国，还有什么林彪、“四人帮”闭关锁国，排外。骂的是林彪、“四人帮”，实际矛头针对毛泽东主席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最最起码的事实是，我国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上海金山，正是“四人帮”建设的，功劳巨大。另外又用辽阳的遭遇可以看到，被称为极左的辽宁省委，对于辽阳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功绩，倒是邓小平一伙在最初建设辽阳时拖延了时间，后来“十月事件”，不久辽宁省委被改组，再以后辽阳的建设者纷纷落马，邓小平匪帮篡夺了辽阳的建设大权，反而使得即将建成辽阳长期不能投产，1983年建成后也久久不能收回投资。其他四川长寿和天津也一样，另外“四三”方案还有三个大型乙烯厂，一个烷基苯厂（生产塑料和洗衣粉）。《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则通过“四三”引进的十三个特大型合成氨厂的经历和磨难，指出在1976年已经竣工投产了四个，1977年三个。除此以外我国还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套特大型合成氨设备，“四人帮”领导下搞的，使得我国的合成氨工业建设赶上了七十年代世界最先进水平。而其他厂遇到了邓匪复辟倒了大霉，1978年一个都没有建成，最后拖到1983才全部投产。不仅如此，不管是化肥厂、化纤厂，还是塑料厂和洗衣粉厂，凡是邓匪复辟以前建设成功的都用钱少，建设快，效益好，后来邓匪劫收，不但建设速度大大拖延，而且花钱多，效益差。可是邓小平匪帮及其一切走卒居然把邓小平说成四个现代化的化身，唯一善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活神仙。其实我国也不是1972年才从外国引进技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到1969年九大）已经建成了一些引进项目，只是当时的情况不能更大而已。除了“四三”方案以外我国还搞了不少自行设计制造的中央大中型企业。《邓匪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介绍了。

　　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后搞过的唯一建设就是1978年的大规划，这一大规划，完全是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匆匆上马的。完全是劳民伤财，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极大破坏和干扰。第二次大跃进中的大建设，包括“四三”方案在即将完成时大大拖延了时间并且花钱多、效益低，正是这个大规划干扰造成的。何况这个大规划还是给帝国主义当红色买办，出卖我国的利益，去孝敬外国帝国主义。宝钢就是众所周知的，仪征更是一样。它们排挤了正在进行的建设，高价高利贷买来的设备长期风吹雨打不能安装，到1983年由于“四三”姗姗成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巨额红利，各地方的工业的发展勒索到了巨额资金，邓匪为了给1978年的大规划揩屁股，开始了重点建设，这一建设到处搜刮到处勒索再一次地严重干扰了我国的经济健康发展，经过1989年大屠杀，即镇压了人民的五月风暴，也迫使地方不能不缴纳更多的贡赋，使得各地不能正常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到1991年大致建成以后，却负债亏本经营，不但没有解决经济和财政上的危机，相反陷入了更深重的财政危机中，物价飞涨，人民陷入严重苦难。自那以后邓小平匪帮就再也没有了什么建设。但是反动本性不变，对地方经济的压制和勒索仍然一再加重，花样百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各地经济终于突破了邓小平匪帮的压制爆发了起来，把邓小平匪帮控制的中央工业淹没了。从而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正确性。二十一世纪我国的经济迅速膨胀仍然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然而，当前我国的经济虽然非常庞大，却仍然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正是邓小平匪帮的破坏，各地的土皇帝既有功绩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中也有买办，今天中国的经济具有极大的殖民地性，以前中央搞的电子、飞机等高精尖工业和科技已经严重破坏，我国的经济虽然庞大却没有搞新的科学技术，而且成了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对象，经营越来越困难，利润越来越低，随时可能突然崩溃。水泥等建材行业完全靠房地产的泡沫。低档次的，廉价出卖中国庞大劳动力的服装、鞋子、玩具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旦国际经济形势突变，发生经济危机，外国资本家必然把危机转嫁到中国来，失去外国市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也就将垮了下来。中国人民不但已经在吃二遍苦了，而且正面临着更大的苦难。不过这也将最终埋葬邓小平的复辟皇朝，那以后我们清除了这些社会的寄生物和破坏者，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也就能够再一次突飞猛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批判了“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等。这不仅仅是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积极推行的，而且是一切走资派积极推行的。以上文章并没有那篇专门批判这些问题，而是重点批判刘邓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的对生产力的破坏上。但这决不等于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批判是不必要的，错误的。上述文章中其实只要有关就已经渗透了这一些批判。比如，农业机械化不仅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目前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省的工业所以特别庞大，正由于邓匪复辟时，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已经站稳了脚跟。而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必须反对利润挂帅，企业让利给农民，国家给企业以补贴允许政策性亏损。三十年过去我国大多数地方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长期不能进行，就是因为利润挂帅，包括土皇帝阶级也不愿意赔本生产农业机械，大包干又根本上破坏了农业机械化，农村工业也不能发展，这些地方的农村只好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处于低水平状态。

　　马克思主义和地方独立是当今中国的两大潮流，是邓小平匪帮的掘墓人，这一切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邓小平匪帮复辟不但不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正是破坏和摧毁生产力，但最后被摧毁的只能是他们自己。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