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某人 - 2026/8/5 1:16:00
毛派中人時有嘲諷托派的“無限可分”，其實認真看待毛派自身又何嘗不可分。三年前筆者提出了“毛派幼稚病”的現象，如今將進一步探討這個籠統地稱為毛派的群體實際上可以衍射出怎麼樣的政治光譜，有關這方面的源流或許該從李成瑞說起。
當代毛派的起源是體制內的國家資本主義者
李老1974年9月1上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1981年5月轉任局長，並曾兼任國務院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主任，1984年5月離休，2017年2月病逝於北京。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外學術界幾乎一面倒抹黑毛時代，肆意放大大躍進失誤導致的死亡人數的時候，李老運用他的所接觸的材料和專業知識，提供了相對客觀的數據，這方面的貢獻一直為毛派所推崇。
李老屬於體制內左派一員，向來抨擊改革開放所造成的不合理現象，但反對重新來一次文革，進入互聯網時代後，李老便聯同一批離休高級幹部發起成立了“毛澤東旗幟網”，這或可視為當代毛派的起源。與此同時，李老對黨內元老陳雲十分推崇，發表過題為《聆聽陳雲經濟思想活的靈魂》的演講，更出版了《陳雲經濟思想發展史》。因此，只要從陳雲入手便可確定這批改良派口中所謂的體制內“健康力量”是怎麼樣的性質。
陳雲由於反對發動文革而未受毛主席重用，但於70年代協助周恩來處理外貿問題始終扮演着重要角色，早於這個階段便有借助國內廉價勞動力吸引國外輕工業資本落戶中國，一方面解決國內就業壓力，另一方面通過商品出口賺取外匯然後引入重工業設備和技術的想法。
陳雲是資產階級左翼
在改革開放的實際操作上，經濟特區的設立和外匯管制都包含了將資本主義的影響局限於小範圍內的構想。陳雲既強調黨的紀律，又力主徹底清除文革的影響，不單只是“三種人”，就連挑皮搗蛋份子都要從單位內清除出去，實際上就是引入失業和飢餓的資產階級紀律，而在強大的利益誘因和上樑不正的前提下，對黨員幹部的道德說教和內部監督自然起不了多大作用。
更有甚者，陳雲將文革期間下放地方的企業收歸中央，為的是集中財政搞引進，終止毛主席發揚地方積極性自力更生的布局，“撥改貸、利改稅”更加徹底挖掉了社會主義的根基，將“國營”的社會主義變為“國有”的國家資本主義，為官僚資產階級將無價的社會主義事業變為有價的國有資產打好了必要的基礎。
說到這裡，其實只要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正確認識的人都能確認那批所謂“健康力量”根本就是有份復辟資本主義的始作俑者之一，當然他們自身並不會這樣認為。歸根究底，他們圖的不過是國家富強，社會有良好秩序，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倒沒什麼嚴格的概念。隨着形勢進一步發展，到了90年代國企倒閉工人下崗的地步，這批體制中守規矩的“老實人”的經濟屬性客觀上已經成為了吃着國家資本主義紅利，拿着“黨票”的食利者了。
體制內的紅白臉都是一丘之貉
顯而易見，陳雲一類人自以為是社會主義者，實質上不過是不自覺的資產階級左翼民族主義份子----國家資本主義者，他追求的實質上是孫中山也設想過的三民主義“訓政”階段，現實卻發展為蔣介石治下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他沒能辯證地看待自己過往成功的經驗，建國之初打得贏上海的投機商只因他們錯判了力量對比，而集中起來的反抗其實要比改革開放帶來的潛移默化好對付得多；糧食統購統銷之所以成功實施，皆因當時人心傾向社會主義，黨群關係密切有事好商量。
國家資本主義者所以能夠在黨內主事並不是因為他們本事真的有多大，只是工人階級尚未成熟而已。順道一提的是，有左翼相對來說自然有右翼，趙紫陽認為計劃經濟是戰時經濟，胡耀邦提倡進口消費品，號召穿西裝，就很明顯是資產階級右翼，即自由派要全面西化的觀點。面對通貨膨脹，趙紫陽主張工資隨物價漲，陳雲就歸咎票子發太多，要收緊財政不打赤字，又要生活資料生產追上社會需求，但根本問題在於這時候貨幣已不再單純是交換和核算的手段，還恢復了對財產表示佔有的作用，大量貨幣不再投入流通又怎麼可能不增發呢？
故此，所謂“健康力量”無疑是自己製造了問題又反過來說三道四的資產階級庸人，而官僚資產階級就在那種喧囂之下以中派的姿態悶聲大發財，這頭為資本的自由化大開方便之門，那頭為應酬“健康力量”就在意識形態領域反對自由化，直至80年代末才被迫露出猙獰面目。
國家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曖昧關係
與國家資本主義者密切相關的是追隨他們，有着造神傾向的國家主義毛派群眾，雖然有着各種山頭，但大體以“烏有之鄉”為代表。所謂國家主義是種認為國家凌駕於階級之上的觀念，它的淵源是農民的落後性，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代表自己的利益，而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下，國家主義既來自於農民的落後性，也來自於工人群眾對黨的樸素感情，似乎有其政治訴求，同時又大搞精神勝利法，以為自己已經通天，有替天行道的神通。
這部份毛派成份十分複雜，有的感到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禮樂崩壞，於是埋首故紙堆裡找出儒家思想作為對抗自由主義的工具，有的會將四人幫演繹為“聖徒”，儘管王洪文與姚文元在後來的審判中都已投降，甚至為毛主席在生時親手批臭的林彪“平反”，因為林彪搞的形式主義非常適合他們的胃口，而且將文革初期的現象當作此後十年的常態來宣傳（其實文革之初客觀上是場民主革命，稍後轉入社會主義後不少人就掉了隊，這方面上次已略有提及），因此不明所以的群眾根本不會對國家主義毛派所說的一套產生興趣，往往乾脆視他們為保皇派了事。
實際上有水平的國家資本主義者都能客觀看待毛時代的歷史事實，雖然反對將大躍進的失敗和文革的混亂無限放大，但認為毛主席負有主要責任，只是嘴上不說或輕描淡寫，以免趕跑下面的國家主義群眾，而日益右傾的國家主義毛派老是叫人相信毛時代的一切就是田園牧歌，以為自己簡單地對當權派進行道德批判，粗暴地對非毛派群眾進行意識形態打壓就功德無量，實質上已淪為不准阿Q革命的趙老太爺角色。由於沒有搞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的問題，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就發生過有毛派被“保護性打壓”的鬧劇。
民粹派的客觀存在
除此以外，同一種政治路線會在不同的歷史場景中，以不同的面貌做着性質相同的事，毛派當中其實存在一種相對隱蔽的，類似於俄國民粹派的傾向，只因黨禁的關係令人對他們的認識一直處於渾頓狀態。所謂俄國民粹派是當年比俄國社會民主黨更早形成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路線，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沒有發展的可能，着眼於農民而非工人階級，主張從傳統的俄國村社直接過渡至社會主義。
這裡可以舉出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首先是嚴海蓉，可以認為她是在村社的意義上肯定人民公社，引入“人民食物主權”概念進行操作，立場接近西馬；其次是曹錦清，接受西方社會學的方法論，但剦割其民主性，親當權派，深入農村做過所謂“田野調查”，成果亦曾出版，可將其足以代表當代中國社會學哲學觀點的著作《如何研究中國》當作反面教材來讀；而混迹於毛派之中的當以韓德強為表表者，此人樹毛為聖人而要求其他人做賢人，自己動手搞農業合作社。
如果翻開歷史，其實十分著名的梁漱溟和林昭都認為農民太苦，政策或幹部太壞，他們都大致歸屬於民粹派路線。只因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太短暫，政黨政治還沒有充分展開就過渡至中共建政，以至後來籠統的擁共反共、擁毛反毛的二元觀念掩蓋了這些非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黨派性而已。而梁漱溟被稱作“中國最後大儒”，曹錦清就為其編過文選並冠名為《儒學復興之路》，現在想來，這等現象決非偶然的孤立存在，恰好說明當今國家主義、儒學、民粹主義三者的融和有着歷史和文化淵源。
這裡說一下題外話，根劇上海關機造反派徐景賢的回憶錄，林彪其實沒有就孔孟之道寫出過什麼系統性材料，從他家抄出來的也不過是孔孟的零碎短句，那麼他所鑽研的會不會就是當今從孟子的人本主義出發導入孔子的克己復禮的一套反馬列毛的軟性話述呢？
當局有意識收編和利用民粹派
在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裡頭其實反映出體制內確實存在一部份希望在現有框架內為弱勢的農民群眾造點改良的正派人物，至於對民粹派積極地收編和利用則是現任領導人上台後的事，這方面其實可以找到某些成配套的政策作為佐證。
大學生下鄉作用有如俄國農奴制改革後設立地方自治局一樣，撥點殘𡙡剩飯分享點芝麻綠豆大的權力予民粹派，資本下鄉開發旅遊景點，鄰近農村能否沾光，多大程度沾光就看年輕“村官”們的造化。而高鐵線路的建設亦由本來搞房地產建新城轉為連接旅遊點，推動鄰近城市或旅遊點的農村地區搞民宿，農莊，或自行開發次級景點，使其納入城市的流通體系和文化互動。旅遊經濟有利於推動環境保護，所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而房地產經濟的減速亦有利於守住耕地紅線。
與此同時，由於城市萌發市民社會化迹象，加上當局口頭上對美國強硬，相對於改革開放初期人人不擇手段唯利是圖，令國家主義毛派感到社會風氣已有所好轉，對當局的抨擊的聲音趨於減弱，以至頌讚某些方面的政策。綜合來看，可以認為當權派成功實現了收編民粹派籠絡國家主義者的策略。
新國家主義的形成
另一邊廂，最近發表於東方學刊上的宏文《“網左”的身份与困境：當下中文互聯網左翼意識形態淺析》則代表着一股新國家主義思潮的形成，相對於老國家主義毛派的自發性，新國家主義則完全發端於小資產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自覺需要，他們看待左翼言論的態度處處透露出小市民市儈的狹隘眼界。
筆者同時發現某地某老國家主義毛派團伙（叫團伙比組織更為貼切）混進了一些年青人，他們從不輕易就具體問題公開表態，只搞些形式主義，以熱心的事務主義者姿態實行滲透，討好團伙內的老國家主義者，該現象在全國毛派圈子內是否普遍則尚不確定，但很明顯已進到了列寧所形容的，形勢發展迫使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不得不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階段。
筆者通過摸底發現該等青年當中為首的是個領袖欲極強的新國家主義者，對外資在中國賺錢沒有特別反感，反正涉外企業老老實實客客氣氣的向中國富人提供服務就好，大致認為老國家主義毛派的歷史觀不正確，得由他們來修正來領導，協助當權派傳播正能量力挽狂瀾於既倒。
他們已經意識到將文革抬得那麼高與自己當前所主張格格不入，於是以毛主席迫於形勢與老幹部妥協為據否定造反派，而不是認為四人幫和造反派應該做得更好，理論上對馬列毛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將國家資本主義指為社會主義，覺得社會上的亂都是由外因造成，而無產階級的水平仍舊停留於文革那種狀態，所以要實行階級投降主義，以便資產資級領導國家發展生產力，而當中某的追隨者則存在民粹主義傾向。
老國家主義毛派的幻覺
團伙內活躍的老國家主義者頗為得意，一旦點到他們臉譜化演繹文革罔顧事實脫離群眾自說自話的痛點就去談毛主席的出發點，以主觀唯心論反對歷史唯物論，再拉上新國家主義者作虎皮，硬說當前形勢大好，自“嗨”欺人的表現實在甚是滑稽。新老國家主義者團結在修正主義的周圍，保衛國家資本主義永不變色正印證了馬克思的至理名言：在階級社會裡面，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當中生活，每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其實國家主義毛派那麼多年都活在幻覺當中，以為當權派不讓他們聚起來就代表他們有力量，他們就沒有站在當權派位置上想過，讓他們糾合起來本身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放任不管的話，左派就有可能在形式主義的掩護下作有意義的聚會。
至於蘇聯修正主義倒了，中國修正主義卻沒倒，這與國家主義毛派的喧鬧可沒有太大的關係，且絕不意味中國無產階級可以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相反地，中修沒倒只因它比蘇修的復辟更加徹底。蘇修的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仍然要獲得撥款，只是在腐敗之下撥款的效益越來越低，以至系統在龐大的赤字下唯有整個炸裂，而中修引入外資殘酷剝削農民工以產生外匯收益，同時帶動生產消費，國家資本主義改革也留下不盈利的國企破產的伏筆，一旦甩下國企工人的包袱，資本主義便會獲得一段發展的空間。
此外，由於農村包圍城市的幻覺對毛派極具吸引力，以致不論左派還是改良派多年來一直在跟民粹派打交道，甚至自己本身作了民粹派的尾巴也不自知，例如宣傳反轉基因食品，毛派採取的一套說法是無法證實的亡國滅種陰謀論，卻不着重揭露帝國主義那種只賣種子不賣技術，以圖控制他國農業，確鑿無疑的壟斷手段，引導群眾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看待社會問題。
神化毛主席是蒙昩而非啟蒙
好些日子當中，左派對於城市的市民運動亦不以為然，面對非議毛時代的群眾一副宗派主義嘴臉，多年來作了不少無用功，在民主鬥爭層面一事無成，只在毛派的小圈子裡頭泛起一點漣漪，這方方面面無不反映出毛派幼稚病嚴重到何等程度。
某些“跟錯師”的年青左派非要繼承老國家主義者的衣缽，派性十足，此風不改毛派恐怕仍舊會是個派。不可否認，老一輩毛派在抵制自由派，讓後來者接觸左翼進步思想與毛時代的一段社會主義實踐史產生了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神化毛主席的操作也極大地妨礙着自身成長。
建國前毛主席的決策經常有神來之筆，背後其實依靠大量情報和潛伏工作，實不是一人之功勞，明白了這一點自然能理解何以信息堵塞會導致大躍進出了大亂子。以前需要保守黨的秘密和保護地下工作者，普通人不可能了解革命過程中的全部真相，如今還以幾十年前的一套說法款待群眾則是另類的蒙昩，亦即右派所謔稱的“洗腦”而非啟蒙，只會暴露自身的短板，沒有從歷史當中汲取任何教益。
一些總結
上面的論述揭開了國家資本主義者及國家主義者自稱毛派的修正主義畫皮，也點出了民粹派的客觀存在。老國家主義毛派不知道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要從外面去灌輸，或者認為美化毛時代的一切，對紛繁複雜的階級鬥級作臉譜化演繹就是灌輸，通過神化毛主席，抬高毛澤東思想去否定馬列主義；由修正主義和民粹主義孕育的新國家主義精英則乾脆徹底否定人民史觀，認為群眾就是群氓，將馬列毛一概庸俗化。
另一方面，左派當中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同樣與列寧主義格格不入，這部份左派的共通點就是指周恩來是走資派的總後台，通常奉某個經歷文革的激進造反派或對那套說法照單全收的中年左派為“老頭子”，有的更認為中共建政後就應該執行更左的政策，例如通過取消貨幣去消除法權觀念，同時否定先鋒隊形成的一般規律，認為當今群眾既有了文化也得益於文革的經驗，一旦運動起來將自然而然地排除一切障礙，到這地步實在與托派並無二致。
實際上，各種階級路線的分化會隨着形勢發展而越趨明顯的，分化是正常不過的事情，布爾什維克一路過來就是與民粹派、合法馬克思主義、經濟派、孟什維克以至第二國際“分”出來的，最重要的一次分化當數第二次代表大會就黨章第一條與孟什維克發生的重大原則性分歧，列寧指出寧可十個辦實事的人不自稱為黨員，也不讓一個說空話的人有權利和有機會當黨員，讓黨替沒有參加組織的人負責是危險和有害的！
反動派不怕高調，只怕事實。毛派的高調可以零星存在，可是有關文革的事實卻要千方百計地封殺。這是因為假如群眾吸收了毛時代的實踐經驗，然後退到布爾什維克的起點從頭幹起那就真的不得了。為此毛派就必需基於毛主席所面對的實際環境發現當時所面臨的具體問題去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然後將之化為行動的指南。
筆者以為，一個農業合作化，一個教育改革，一個對待資產階級法權，一個幹部改造，一個工人階級佔領上層建築，還有對外的國際革命態度，都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線索，各方面既有連繫又互有制約。筆者水平和時間都有限，研究的資料不可能全面，只能提出一般的原則性問題以期收到拋磚引玉之效。